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压力测试渐趋平缓，清江省的经济运行在强有力的干预下逐步回归正常轨道。战略框架的落实工作，在经过短暂应激性调整后，重新回到既定的部署上来。然而，江辰敏锐地察觉到，随着框架推进进入“深水区”，涉及的利益格局调整愈发深刻，需要协调的部门、地区和层级越来越多，一种新的、更为隐性的挑战开始凸显——那就是急剧上升的“协调成本”。
这种成本，并非指财务支出，而是指在推动跨领域、跨区域、跨层级的复杂事项时，所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为达成共识所需进行的反复沟通、博弈乃至妥协。它无形，却真实存在，并开始显着影响政策推进的效率和最终成效。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关于“全省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该平台是框架中“数字赋能”战略的关键基础设施，旨在打破各部门、各地区的“数据孤岛”，实现公共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利用，为精准施策、高效治理提供支撑。项目由省发改委牵头，省大数据局具体承建，涉及公安、人社、税务、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数十个厅局以及十几个地市。
项目启动初期，技术方案论证、资金筹措相对顺利。但进入数据目录编制、接口标准统一和实际接入阶段后，巨大的“协调成本”开始显现。
首先遇到的是部门壁垒。各个厅局基于历史沿革、业务特点和安全考虑，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数据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其向平台开放数据，意味着需要调整自身系统、增加工作量，还可能触及部门权力和利益。尽管有省政府的文件要求，但执行起来阻力不小。
省人社厅担心公民社保信息泄露风险，要求平台必须通过最高等级的安全认证，且数据使用需经其逐条审批，这几乎使实时共享成为不可能。省自然资源厅则认为其地理信息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开放范围必须极其谨慎，需要层层报批。省市场监管局提出，其企业登记信息具有经济价值，完全无偿共享是否合适？即使愿意共享，各家的数据格式千差万别，统一清洗、转换的工作量巨大，责任由谁承担？技术协调会上，各方争论不休，进展缓慢。
其次是区域协同难题。平台要求地市上传本地数据，但各地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发达市数据基础好，但担心数据上传后会被省里抽走，削弱本地优势；欠发达地区则面临数据不全、质量不高、技术人员缺乏的困境，难以按要求完成任务。在召开地市协调会时，抱怨和诉苦远多于建设性意见。
作为牵头单位，省发改委和大数据局陷入了无尽的协调漩涡。项目组的同志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研究技术，而是在打电话、发函、开会，向各个部门解释政策、沟通标准、化解疑虑，甚至需要请分管省领导出面召开协调会拍板。一个简单的数据字段定义，可能需要在几个部门间来回沟通数周。平台建设的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时间表。
江辰听取项目进展汇报时，深感忧虑。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深刻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调整问题。高层的战略意图，在层层落实中，被这些日常的、琐碎的“协调成本”大量耗散。如果每个跨部门的重要举措都面临如此高的内耗，框架的落实效率将大打折扣。
他决定改变策略，不能任由项目组陷入低水平的重复协调。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直呈省政府主要领导，尖锐地指出了平台建设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由此产生的高昂协调成本，建议由省政府建立更高层面的协调推进机制。
省长高度重视，很快批示同意，并决定成立由常务副省长担任组长，相关副省长参加的“全省数据资源共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改委。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例会，听取进度，裁决争议。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或拖延推诿的单位，由省政府督查室进行督办问责。
同时，江辰指导项目组调整工作方法：一是制定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和标准规范，减少模糊地带；二是设立“数据共享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数据不能共享，清单之外的原则上都应共享，扭转“能不共享就不共享”的思维；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对共享数据质量高、应用效果好的单位给予表彰和项目支持；四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一些技术能力弱的单位完成数据治理工作。
高压推动和精细化操作双管齐下，平台的协调僵局开始被打破。虽然过程依然艰辛，但毕竟有了强有力的顶层协调和清晰的工作路径。
“数据平台”的案例，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框架落实进入深层阶段后的普遍困境。随后，在推动“跨区域生态补偿市场”、“全省统一要素交易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等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事项时，类似的“协调成本”问题都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
降低“协调成本”，不能仅靠一事一议的临时协调，必须从制度层面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他指示专班，开始研究如何优化省级层面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如何明确部门在重大改革中的权责利边界，如何建立有效的争议仲裁和激励约束机制。这是一项比推进具体项目更为基础、也更为艰巨的制度建设任务。框架的宏伟蓝图，最终需要通过克服这日常的、细微的“协调成本”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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