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伟等人在江北“洼子店”凭借医术艰难立足时，长江南岸的徐元直、黑牛一行人，却陷入了另一种绝望的困境。
那日侥幸渡江后，他们被荆州水师的小校软禁在荒滩上。短暂的喘息很快被更大的恐惧取代。几天后，一队约五十人的郡兵开至，刀剑出鞘，气氛肃杀。为首的一名屯长，面无表情地宣读了处置命令：
“尔等北来流民，形迹可疑，按荆州牧令，一律收容羁押，待查验身份，另行发落！违令者，斩！”
没有辩解的机会，没有申诉的渠道。冰冷的命令如同枷锁，瞬间套在了这群刚刚死里逃生的人脖子上。
他们被驱赶着，像牲口一样，徒步押解至数十里外的一处“流民收容营”。所谓的“营”，不过是江边一片用木栅栏粗糙围起来的荒地，里面挤满了蓬头垢面、眼神麻木的男女老幼，怕是有上千人之多。空气中弥漫着汗臭、粪溺和疾病的味道，令人作呕。
营内条件极其恶劣。没有像样的棚屋，只有一些低矮的、漏雨的草棚，更多人只能露天蜷缩。每日发放的食物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和发霉的杂粮饼，分量仅够吊命。 sanitation 条件极差，污水横流，蚊蝇滋生。很快，营地里就开始流行痢疾和热病，每天都有尸体被草草抬出营外焚烧。
徐元直等人被随意塞进一个角落。黑牛、石头等壮年男子，第二天就被兵卒强行拉走，编入“劳役队”，去附近修筑工事或搬运物资，每日在皮鞭下劳作，归来时已是半死不活。只剩下徐元直、几个妇孺和身体虚弱的人留在营中。
徐元直试图利用自己识字的能力，找到营地的管事小吏，想说明情况，甚至暗示自己曾为“吏员”，希望能得到稍好一点的待遇或联系外界。然而，他面对的是底层胥吏惯有的冷漠和粗暴。
“识字？识字有个屁用！”那管事小吏嗤之以鼻，用鞭子杆戳着徐元直的胸口，“这里是流民营！管你以前是干啥的，到了这儿，就是等死的货！老实待着，别给老子惹事！再啰嗦，鞭子伺候！”
一腔悲愤和读书人的尊严，被现实击得粉碎。在这里，身份、学识、过往，全部失去了意义。他们被简化成了一个数字，一件需要被“管理”的麻烦物品。
绝望，如同营地的瘴气，无孔不入地侵蚀着每一个人。那个曾在新野燃起过一丝希望的年轻人，在连续的高烧和腹泻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徐元直的怀里，临死前还喃喃着“刘皇叔……”。徐元直抱着他尚且温热的尸体，眼泪早已流干，只剩下麻木的冰冷。
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在庞大的、非人化的官僚体制和战争机器面前，个人的命运是何等渺小和脆弱。什么仁义道德，什么士人气节，在生存的底线挣扎中，都成了可笑的奢侈品。乱世之中，沦为流民，便意味着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成为随时可以被牺牲、被处理的“冗余人口”。
然而，就在这绝对的黑暗中，一线微弱的生机，却因吴杞郎中留下的遗产而悄然萌发。
营地中疾病蔓延，看守的兵卒也难免染病。一个小头目得了严重的痢疾，上吐下泻，营地里的土医束手无策，眼看就不行了。有人偶然提起，新来的那批流民里，有个姓徐的识字先生，好像懂点草药。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兵卒把徐元直拖了过去。徐元直看着病人，心中一动。他想起吴杞曾经教过的一种长在江边、极其常见、却被忽略的草药——马齿苋，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功效。他立刻让兵卒去采来大量新鲜马齿苋，捣汁给那小头目灌下，并嘱咐饮食清淡。
或许是运气，或许吴杞的医术确实高明，几天后，那小头目的病情竟然稳住了，渐渐好转。
这一下，徐元直在营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依旧被囚禁，但看守的兵卒对他客气了些许，偶尔会给他一点额外的食物，甚至允许他在看守下到营地边缘采集草药，为其他生病的流民（甚至包括一些兵卒）诊治。他成了这人间地狱里，一个有点用处的“工具”。
徐元直抓住了这根稻草。他不再空谈道理，而是沉下心来，利用这点有限的空间，拼命回忆和实践吴杞传授的草药知识。他救治的人越多，这点微不足道的“价值”就越凸显，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得到了一丝极其微小的改善。至少，他们这个小团体，暂时避免了被随意打杀或饿死的命运。
夜晚，徐元直蜷缩在漏雨的草棚下，借着月光，用尖石在捡来的破瓦片上，艰难地刻划着草药的图形和药性。他知道，这点知识，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倚仗。他也时刻担忧着对岸的张伟和吴杞，不知他们是否已遭遇不测。
南岸的囚笼，冰冷而绝望。 但在这绝境中，源自北岸的医术火种，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维系着一线微弱的生机。徐元直这个昔日的书生，正在被乱世重塑，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笔杆，握起了草药，在污浊的泥沼中，挣扎求存。
江北悬壶济世，南岸药草求生。 命运的长江，将这群患难与共的人隔断，却无法完全熄灭那跨越波涛、顽强传递的生存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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