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大中之治”的繁荣并不稳固。在唐宣宗晚年，国内已经出现了种种乱象，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增多。他的突然离世更是雪上加霜，直接引发了一场寇乱，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随着唐懿宗与唐僖宗这两位昏庸之君的相继登基，大唐帝国的运势如溃堤之水般的急转直下，难以阻挡。
唐懿宗即位后，宫廷生活愈发沉溺于奢华与放纵之中，他对宦官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于佛教的信仰近乎痴迷，不惜一切代价修建寺庙、供养僧侣，甚至削减了本该应用于巩固国防的军费开支。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得边疆防线日益脆弱。这样的统治政策，无疑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公元860年，裘甫之乱的爆发犹如一声惊雷，瞬时打破了唐朝本已就脆弱的宁静。紧随其后的庞勋之变和王郢之变，亦如狂风骤雨般接踵而至，这些叛乱迅速蔓延开来，如同燎原大火，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更加岌岌可危。特别是庞勋之变，对关东地区的冲击尤为严重，不仅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经济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滞，整个关东地区仿佛陷入了绝境。
然而，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沙陀军首领朱邪赤心挺身而出，率领他的军队前来救援。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朱邪赤心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动荡，为大唐带来了一丝转机。
由于他在平乱中的杰出贡献，朱邪赤心受到了朝廷的高度赞扬，并被赐予汉名李国昌，以此表彰他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沙陀族在唐朝末年动荡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可。
873年，唐僖宗登基为帝。这位年轻君主对宫廷娱乐活动，如斗鸡和打球情有独钟，却对国家政务疏于关注，朝政逐渐被忽视。在他的统治期间，北方的叛乱如同野草般的蔓延开来，关东地区则因连年遭受水灾的侵袭，农业生产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王朝内部的政治腐败逐渐恶化，官场的黑暗与不公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盐价的急剧攀升更是雪上加霜，这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直接打击了普通百姓的生计，导致民众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苦之中。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许多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治安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盗贼活动猖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民不聊生的景象。
这样的状况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失败，也揭示了政府在应对民生问题上的无力，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现状的不满和绝望感。唐僖宗的这种治国方式，使得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更加的岌岌可危。国家的根基，也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逐渐累积。这一时期，不仅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也为后来的五代十国乱局埋下了伏笔。
874年，王仙芝在长桓（今山东境内）揭竿而起，并迅速聚集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他的势力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次年便攻陷了山东西部，并在河南、淮南等地流窜作战，声势浩大，令朝廷为之震动。
到了878年，王仙芝在黄梅一役中不幸战亡，其麾下的余部四散溃逃。但这些残军并未就此消亡，而是转投了另一位起义领袖——黄巢。
黄巢接手了这支军队后，如饿虎扑食般率领着他们南下，横扫了江南和岭南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恐慌。
特别是商业重镇广州，也未能逃脱这场浩劫，华南地区的经济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黄巢的起义军不仅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更对唐朝的统治基础造成了沉重打击，预示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伟大帝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879年，黄巢的军队在南方遭遇了致命的瘟疫，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经由桂州沿湘江北上，重新流窜到了江南地区。次年，黄巢正式展开西进攻势，其军事行动势如破竹，迅速攻陷了洛阳和潼关等重要的据点。
黄巢起义发生在875年至884年之间，是由黄巢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它紧接在王仙芝领导的起义之后。这场起义是唐朝末期众多民众反抗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黄巢和他的部队采取了一种灵活机动的战略，避免与敌军正面冲突，而是选择攻击敌人防御较弱的地方。他们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份，这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然而，由于起义军不断地移动作战，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使得他们在经济支持和民众基础方面都显得不足，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黄巢起义爆发的背景复杂，其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1. 政治腐败：唐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逐渐衰退，官僚体系内部贪腐成风，官员们往往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普遍的政治腐败不仅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民间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2. 农民负担过重：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朝廷不断加重赋税，这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压力，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频繁且无序的兵役征调进一步消耗了农村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3. 官府压迫加剧：地方政权为了满足中央的苛捐杂税要求，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向百姓榨取资源，包括过度征收、强制劳役等，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益，导致了广泛的民怨沸腾和反抗心理。
4. 外部威胁与军费负担：当时唐朝边境不宁，外敌入侵频仍，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军事支出。然而，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通过提高税收等方式来弥补国库亏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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