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6年，唐武宗的突然离开使得宫廷内风云突变。宦官们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权力较量中，唐武宗的叔叔李忱，在宦官马元贽的支持下，最终登上了皇位，成为唐宣宗。随着李党的失势，曾经权倾一时的李德裕，被贬到了遥远的崖州，这也标志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正式画上了句号。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晚唐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唐宣宗李忱即位后，迅速展现了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坚定的决心。深知国家已陷入衰落的新皇，立志要挽救唐朝于危难之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渐衰，边防虚弱，吐蕃趁机攻略河西诸州。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沙州军民与吐蕃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到了大中年间（847年－859年）初，唐朝抓住机会收复了原州、乐州、秦州三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萧关），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志。不久之后，吐蕃将领尚恐热率军在瓜州进行劫掠，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士兵的强烈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吐蕃占领的沙州首领张议潮秘密组织豪杰，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发动起义，成功驱逐了吐蕃守将，光复沙州，并派遣使者绕道天德城向朝廷告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张议潮又陆续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潭及地方人士入朝献上瓜、沙等十一州的地图和户籍，标志着除了凉州之外，河西地区几乎全部回归到唐朝的控制之下。
对于张议潮等人的英勇行为，唐宣宗李忱深感欣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下诏褒奖，并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后又设立了归义军，统领上述十一州，同时授予张议潮节度使、观察处置使之职，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等荣誉职位，并给予丰厚的食邑。同时，对参与归唐行动的其他有功人员也进行了封赏。
宣宗李忱自豪地表示，宪宗曾有意收复河、湟地区，但因中原战事繁忙未能实现。而今，自己完成了先皇未竟的心愿，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这一系列事件不仅显示了唐朝在面对外部侵略时的坚韧不拔，也体现了朝廷内部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唐宣宗日夜操劳，勤勉治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通过这些积极的举措，唐宣宗为动荡不安的晚唐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赞誉和支持。在政治方面，唐宣宗高度重视官吏的选拔，他审慎挑选人才，并特别注重科举制度，从而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杰出的官员。
宣宗不仅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皇权。大中朝的吏治建设因此备受史学家赞誉，范祖禹曾称赞道：
“百吏奉法，政治清明，海内安靖近十五年。”
这种良好的吏治不仅确保了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还为经济建设与边疆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宣宗的治理成果不仅体现在短期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复苏，更为长远的国家发展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后世评价其统治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经济领域，宣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政策措施。他积极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减轻了赋税负担，这些举措使得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通过这些政策，国家的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唐宣宗的经济改革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商业活动的活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繁荣的气息。他的努力不仅缓解了民众的生活压力，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些措施赢得了民心，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稳定。
大中五年（851年）二月，唐宣宗李忱任命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针对自太和年间（827年－835年）以来江淮米漕运效率低下的问题——每年仅能成功运送约二十万斛至渭仓，裴休上任后推行了漕法十条改革措施，显着提高了运输效率，使每年运达渭仓的米量增至一百二十万斛。
同年七月，《续唐历》二十二卷修成，该书由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等人编撰，补充了柳芳《唐历》中未涵盖的宪宗朝历史。此外，李忱还命令宰相崔铉与学士崔瑑、薛逢编撰《续会要》四十卷，记录了从德宗到宣宗时期的史事，并于大中七年（853年）十月完成。
大中七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整理了一千二百五十条相似的法令条文，分为一百二十一门类，编纂成《刑法统类》（亦称《大中刑法统类》），献给朝廷。这部法律汇编开创了《刑统》这种刑事法律编纂体例，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附在律文之后，极大地增强了法律条文的实用性和查找的便捷性，对五代及宋朝的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改革和编纂工作不仅提升了行政效率，也丰富和完善了唐朝的法律体系，展示了唐宣宗时期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积极作为。
在民族关系方面，唐宣宗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宁。他的外交策略展现了唐朝后期少见的灵活性与务实态度，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成功地处理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宣宗不仅注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共处，还积极寻求合作与交流，确保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这种灵活且富有远见的外交方针，不仅减少了边患，也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中元年（847年）六月，唐宣宗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可汗使，持节赴黠戛斯册封其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宣宗的外交成就，成为了他统治时期的一大亮点，彰显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然而，宣宗皇帝的表面形象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尽管他看似容易被宦官左右，但实际上，即位后的宣宗励精图治，致力于加强皇权并抑制宦官势力。唐宣宗不仅在表面上维持了与宦官的关系，更在暗中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改革措施。他巧妙地平衡了各方力量，逐步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同时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宣宗执政期间，以勤俭节约的态度管理国家，关心民众生活，减轻了百姓的税务负担，并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特别是他在位期间成功恢复了河湟地区，扩展疆域达三千里之外，不仅加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还洗刷了长达两百年的耻辱。这些成就使得大唐的国力得到了显着的恢复和发展。
因为唐宣宗的年号是“大中”，所以这段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中之治”。它经常被拿来与汉朝的文景之治以及唐朝早期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而宣宗也被视为像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那样的贤明君主。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但在大中十一年之后，唐宣宗逐渐对国家事务失去了兴趣，转而沉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和神仙之术。这期间，宦官的权力又开始抬头，并且在东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另外，唐宣宗为人多疑且苛察，这种性格使得朝廷上下不得不粉饰太平，以迎合皇帝的期望。他和武宗一样对道教的崇奉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一心梦想通过服用丹药来获得长生不老。
这种对个人信仰的过度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也逐渐削弱了他的决策能力。唐宣宗对道教的执着虽然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寄托，但也导致他在晚年更加依赖丹药，忽视了实际的政治和民生问题。然而，长期服用丹药最终损害了宣宗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领导力。这一时期，王朝表面的安定与繁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日益加深的危机。
859，唐宣宗由于服用丹药过量去世，他的离开不仅标志着一个短暂复兴时代的结束，也为晚唐的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变故揭示了“大中之治”表面下的脆弱性，预示着国家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动荡。
从大中十二年开始，南方多个地区如容广、岭南、湖南、江西、宣歙以及武宁等地的军队接连发生士兵驱逐将领的事件。特别是在大中十三年，由于徐州（武宁）的节度使康季荣对待士兵非常苛刻，最终被自己的士兵赶下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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