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刺得我眼睛发疼——银行卡余额327.86元。已经五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公司每次例会都在画饼，说资金周转过来就一次性补发。可房贷不会等，孩子的学费不会等，医院的催款单更不会等。
昨天晚上，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凑出一万一千元现金。那本是藏着应急的最后一笔钱，皱巴巴的钞票散发着霉运的味道。我坐在地板上，看着那堆钱，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榨干的柠檬。
“又给你弟媳凑钱？”丈夫站在门口，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四弟妹确诊了白血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抬头，继续清点着那些钞票。
“我知道，可我们也快揭不开锅了。”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张银行卡，“我刚从你哥那儿拿了两万，他说不急。”
我愣住了。向我哥借钱这件事，我犹豫了整整一周都没敢开口。我知道嫂子刚生了二胎，他们也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去的？”我接过卡片，指尖发烫。
“下午请假去的。”丈夫简短地说，“救人要紧。”
我眼眶发热，慌忙掩饰着低头继续数钱。三万一千元，厚厚一沓。我抽出一千元塞回丈夫手里，“这个留着，万一孩子需要交什么费用。”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我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过像样的交流了，生活的重压把所有的温情都挤压成了简短的对话和务实的行动。
电话接通时，四弟妹的声音虚弱但依然带着那种我熟悉的笑意：“二嫂，这么晚还没睡？”
“明天给你送钱去，凑了三万。”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省人民医院住院部7楼23床是吧？”
“嗯，谢谢二嫂，又让你们操心。”她咳嗽了几声，“等强子工程款下来就还你们。”
“先治病要紧。”我挂断电话，不敢告诉她这可能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后一笔钱了。
丈夫已经回了房间。我把钱装进一个信封，仔细地在封面写上金额和“祝早日康复”。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辉煌，可我们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人，却越来越难以呼吸。
第二天清晨，我把女儿送到学校后，直接去了医院。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高耸入云，我抱着装满钱的包，感觉自己渺小得像只蚂蚁。
7楼血液科，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走廊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护士站传来轻微的键盘敲击声。我数着病房号，20、21、22——然后停住了脚步。
23床是空的。床单整洁得没有一丝褶皱，显然已经收拾过。
“请问23床的病人呢？”我拦住一个经过的护士。
“23床？姓王吗？今天一早就出院了。”护士翻着手里的记录本，“说是凑够手术费了，转去协和医院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出院了？可昨天我还和她通过电话。”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您可以问问主治医生张主任。”
我茫然地站在空荡荡的病床前，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在心头蔓延。掏出手机，拨通四弟妹的电话，却只听到“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可能只是手机没电了，我安慰自己。或许只是转院匆忙，没来得及通知。我走到窗前，给我四弟强子打电话，同样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您是王丽芳的家属吗？”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
“我是她二嫂，来送医药费的。”我急忙转身，“医生说她已经转院了。”
“转院？”张主任皱起眉头，“不可能，她的手术定在后天，怎么会转院？”
我跟在医生身后，脚步有些虚浮。办公室里的气氛凝重，几个护士窃窃私语，看到我进来立刻噤声。
“您是说，病人不见了？”张主任直接问道。
护士长点点头：“今早查房时就不在，个人物品都带走了。我们还以为是您接她出去散心了。”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会不会是病情恶化，转去了IcU？”
“不可能，转科都会有记录。”张主任斩钉截铁，“而且她的情况虽然严重，但还没到危险程度。”
我颤抖着再次拨打电话，依然是关机。家族群里，我发了一条消息：“有人知道四弟妹去哪了吗？我来医院送钱，她不在病房。”
几分钟后，大嫂打来电话：“颖颖，你说丽芳不见了？”
“病房都清空了，医生说她不辞而别。”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强子昨天也联系不上了，我以为是手机问题。”
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我打开手机银行，查看昨天哥哥转账的记录，然后找出强子上个月发在家族群里的银行卡号——两个账号的末尾四位一模一样。
“大嫂，强子上次是不是跟你借过钱？”我声音发紧。
“借了五万，说是工程周转，下周就还。怎么了？”
我腿一软，靠在墙上。家族群里开始陆续有人回应，都说强子最近借了钱，理由各不相同：工程款周转、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最少的三万，最多的六万。
“他是不是跑路了？”三弟妹在群里直接问出了我不敢想的话。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这个说借了两万，那个说担保了五万。我粗略一算，至少三十万。
丈夫的电话打了进来：“找到人了吗？我这边会开完了，要不要我去医院接你？”
“强子和丽芳不见了。”我声音哽咽，“他们可能骗了我们。”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然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先回家吧，钱的事再说。”
回家路上，我紧紧抱着那装有三万元的信封，仿佛它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车窗外的城市一如既往地忙碌，没有人注意到我内心的崩塌。
强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四兄弟中他最小，也最得宠。父亲去世得早，大哥很早就扛起了家计，而我和丈夫则供强子读完了大专。他结婚时，彩礼、酒席的钱大部分是我们几个兄姐凑的。
丽芳是个活泼的女人，虽然有时爱慕虚荣，但对强子一心一意。半年前，她确诊白血病时，强子哭得像个孩子，说无论如何都要救她。我们怎么可能不信？
回到家，丈夫已经在了，罕见地提前下班。他给我倒了杯水，面色凝重。
“妈住院了。”他一开口就是重磅炸弹，“早上的事，怕你担心没告诉你。强子昨天去过医院，说丽芳病情恶化，需要钱手术。”
我眼前一黑：“你给了多少？”
“存折上最后五万。”他苦笑，“妈听到丽芳病重，直接把养老金都取出来了。”
我瘫在沙发上，浑身无力。婆婆一向最疼强子这个小儿子，如今把她也牵扯进来，强子还是人吗？
“报警吧。”我哑着声音说。
丈夫摇头：“再等等，万一是误会...”
“误会？什么样的误会需要骗光所有人的钱？”我猛地站起来，声音尖锐得吓人，“你总是这样，永远护着你家的人！”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丈夫脸色一白，转身去了阳台。这是我们结婚十五年来第一次提到这个禁忌——强子是丈夫的亲弟弟，而我始终是个“外人”。
我追到阳台，从背后抱住他：“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轻轻挣脱：“我回老家看看妈，你冷静一下。”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
接下来的三天，我像个侦探一样搜集着强子留下的一切线索。他发给我的病历照片有pS痕迹；所谓的医院地址根本不存在；甚至连丽芳“化疗”后戴假发的照片，现在看来也像是在演戏。
最让我心寒的是，一个月前，强子曾来我家，神秘兮兮地说有个投资项目，回报率高达20%。当时我因为没钱婉拒了，现在想来，那可能是一次试探。
第四天，一个陌生号码打到我手机上：“是田颖女士吗？我是王强房东，他欠了三个月房租，您是他紧急联系人，能联系上他吗？”
按照房东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那栋位于城市另一端的老旧公寓。房东说，强子一家是半年前租下的，平时很安静，前天突然搬走了，留下不少东西。
房间凌乱不堪，像是匆忙撤离的现场。在抽屉深处，我找到了一张撕碎的纸片，上面隐约能看到“赌场”二字。还有一张当铺票据，日期是两个月前，典当物是一块手表，正是去年丽芳生日时强子送她的礼物。
所有的线索指向一个我不敢相信的真相：强子染上了赌博。
回到家时，丈夫已经回来了，面色比走时更加憔悴。婆婆的病情稳定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更糟糕的是，强子曾以婆婆的名义申请了贷款，如今催债电话打到了老家。
“妈都知道了。”丈夫声音沙哑，“她气得差点又犯病。”
我默默把当票和碎纸片放在桌上。丈夫只看了一眼，就双手捂住了脸。宽阔的肩膀颤抖着，我从未见过他如此脆弱。
“为什么？”他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命运。
我走过去，抱住他。这一次，他没有挣脱。
我们决定报警。做笔录时，警察告诉我们，最近类似案件频发，都是赌博欠债后诈骗亲人。做完笔录，我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力气。
回家路上，经过一家彩票站，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嫂的丈夫正专注地盯着开奖号码牌。平时稳重务实的大哥，眼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狂热光芒。
我悄悄退后，没有打扰他。心中却警铃大作：这场骗局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的家庭秘密？
第二天，我以探望婆婆为由去了大哥家。大嫂眼圈红肿，显然哭过。闲聊中，我故意提到最近公司有个同事因为赌博欠债跑路了。
“赌博害人啊。”我感叹道，“听说一开始都是小打小闹，后来就收不住手了。”
大嫂的手明显抖了一下，茶水洒了出来。
“怎么了？”我关切地问。
“没什么，没什么。”她慌忙擦拭，眼神躲闪。
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劲，让学计算机的侄女帮我查了一下强子最近的网络活动。结果令人震惊：他加入了好几个网络赌博群，而其中一个群主，竟然是我大哥的小舅子。
真相像一张网，慢慢展开却更加扑朔迷离。难道大哥也参与了这场骗局？还是说，他同样是受害者？
一周后的深夜，电话铃声惊醒了我。听筒里传来强子的哭声：“二嫂，救我，我被人扣住了！”
背景音嘈杂，有人在高声叫骂。强子声音颤抖，说欠了高利贷，不还钱就断他一条腿。
“丽芳呢？她真的生病了吗？”我冷静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是一个女人的抽泣声：“二嫂，对不起，我们骗了大家...”
是丽芳。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健康，根本不像病人。
原来，半年前强子被大哥的小舅子带去赌场，一开始小赢了几把，后来越陷越深。为了还债，他们编造了丽芳生病的谎言。本以为能赢回本钱就收手，结果血本无归。
“我们没想骗这么多人，可是债主逼得太紧...”强子抢过电话，“二嫂，就这一次，再帮我一次，我以后当牛做马报答你！”
我看着身旁熟睡的丈夫，他眉头紧锁，连睡梦中都不得安宁。电话那端的哭求声和我心中的警铃形成了鲜明对比。
“你们在哪？”我轻声问。
强子报了一个地址，在邻市的一个偏僻小镇。
“等我。”我说完挂了电话。
丈夫醒了，看着我穿衣服：“出什么事了？”
“强子来电话，被人扣住了。”我如实相告。
他立刻坐起身：“我跟你一起去。”
我按住他：“不，你留下。如果我两小时后没消息，你就报警。”
丈夫紧紧抓住我的手：“太危险了，万一那些人是亡命之徒...”
“正是因为危险，我才必须去。”我平静地说，“但你不能去，孩子不能同时失去父母。”
丈夫还想说什么，但我用手指按住了他的嘴唇。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清晰的决心——我要终结这场闹剧，为了这个家，也为了那些被辜负的信任。
开车前往邻市的路上，夜色浓重如墨。我并非要去救强子，而是要亲眼见证他的下场。三万块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个家庭从谎言的泥潭中挣脱出来。
两个小时后，我站在那间破旧旅馆房间外，深吸一口气，拨通了报警电话。然后，我才敲响了房门。
门开了一条缝，强子惊恐的脸出现在门后。房间里除了他，只有丽芳和一个收音机——里面播放着嘈杂的人声模拟。
根本没有高利贷追债，这又是一场戏。
“就你一个人？”强子失望地问。
“就我一个。”我走进房间，直视他的眼睛，“钱我没有带，但带来了一个选择：要么跟我回去自首，要么我让警察进来带你走。”
强子颓然坐在地上，丽芳则痛哭失声。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住店的钱都是借的网贷。
“为什么一次次骗我们？”我问出了心中最痛的问题。
强子不敢看我的眼睛：“一开始没想骗人，后来收不了场...就像赌博，总想着最后一把就能翻本，就能还清所有人的钱...”
警笛声由远及近，红蓝交替的光透过窗户，在墙上投下虚幻的影。我看着这个我曾经当作亲弟弟疼爱的人，如今陌生得让我心惊。
警察带走强子时，他没有反抗，只是回头对我说了一句：“二嫂，对不起，告诉妈...告诉我哥...”
话没说完，他已泣不成声。
我站在原地，没有回应。对不起太轻，而伤害太重。亲情这面镜子，一旦破碎，即使用尽全力拼接，裂痕也会永远存在。
回家的路上，天已蒙蒙亮。丈夫和女儿应该还在睡梦中，不知道这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我摇下车窗，让清晨的风灌进来，吹散一夜的疲惫与阴霾。
手机响了，是公司群里的消息：工资到账了，分批次发放，我是第一批。
我看着银行发来的入账短信，数字准确无误。五个月的欠薪，一分不少。这本该是值得庆祝的事，此刻却感觉如此虚幻。
生活总是这样，在你最绝望时不给希望，在你做出抉择后又施舍一点甜头。我把车停在路边，看着朝阳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洒满前方的道路。
强子将面临法律的审判，而我们的家庭将面临更漫长的修复过程。但至少，我们不必再活在谎言之中。
我启动车子，向着家的方向驶去。今天，我要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和丈夫好好谈一谈，然后去学校接女儿放学。平凡的生活，才是最难能可贵的真实。
而那个装有三万元的信封，此刻还躺在我的包里，仿佛在提醒我：有些信任一旦破碎，就再也回不去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带着伤痕，也带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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