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鲁定公十年的春日，孔子在杏坛为弟子讲学。阳光透过杏林洒在竹简上，将 “关雎” 二字照得透亮。他手持《诗经》竹简，拇指按在 “鸠” 字的竹节处，高声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声音清亮如玉石相击，尾音带着洛邑方言特有的微扬。子路忍不住用鲁国曲阜的土话问：“夫子，乡音多亲切，为何偏用这拗口的调子？” 孔子放下竹简，望向远方的伊洛平原方向 —— 那里是周天子所在的王畿，也是雅言的发源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论语?述而》记载的这句箴言，像一缕清泉，流过两千五百年的语言长河：“雅言” 不是简单的标准语，而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诗》《书》执礼” 用雅言，不是刻板的形式，而是对经典与礼仪的敬畏。这种对语言规范的坚守，藏着儒家 “正名” 的密码：语言的统一是思想统一的前提，正如《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规范的语言能确保文化的准确传递。从孔子的杏坛诵读到当代的普通话推广，这种 “雅言传经典” 的精神始终是文明的纽带。
一、雅言：春秋时期的 “通用语”
“雅言” 在先秦文献中，是与 “方言” 相对的概念。“雅” 通 “夏”，《尚书?禹贡》将中原地区称为 “夏”，《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故 “雅言” 即 “夏言”，是夏商周三代在王畿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形成的共同语。西周时期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雅言随礼乐制度推广至各诸侯国，成为官方活动的通用语言；春秋时期 “礼崩乐坏”，诸侯割据导致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雅言的地位才逐渐动摇。
1954 年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 “矢令彝”，铭文记载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其中 “王令”“尹三事四方” 等术语，与《尚书?周书》的用词完全一致，证明西周时期确有统一的官方语言（雅言）。这种语言在语音上 “清浊分明”，词汇上 “称谓固定”，语法上 “句式规整”，与各地的方言形成鲜明对比。
孔子所处的鲁国，虽有自己的方言（“鲁语”），但作为周公封地，保留了较多周室礼乐传统，雅言使用更为普遍。《礼记?王制》记载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翻译官 “寄”“象”“狄鞮”“译” 的存在，证明方言差异已严重阻碍交流。孔子周游列国时，从鲁国（今山东曲阜）到卫国（今河南淇县），从陈国（今河南淮阳）到蔡国（今河南上蔡），若不用雅言，便难以与各地士人沟通 —— 某次在卫国，他用雅言与蘧伯玉谈论 “仁政”，对方赞叹 “夫子之言，如钟鼓之音，清越可辨”（《孔子家语?贤君》），正是雅言的沟通效果。
“雅言” 的语音系统可通过《诗经》的押韵规律推断。《诗经?周南?关雎》“鸠、洲、逑” 同属 “幽部” 韵，《邶风?燕燕》“远、远、缓” 同属 “元部” 韵，这种跨地域诗歌的统一押韵，证明存在共同的语音标准（雅言）。现代音韵学研究发现，雅言的声母系统较简单（约 20 个），韵母分阴声、阳声、入声三类，声调可能只有平声和入声两种，这种简洁性使其易于在不同地域传播。
词汇方面，雅言对 “礼器”“官职”“伦理” 等有固定称谓。如 “鼎” 在雅言中特指祭祀用的三足礼器，而齐国方言称 “镬”，楚国方言称 “鬲”；“君” 在雅言中是对诸侯的尊称，方言中可能用 “公”“侯” 等替代，易造成混淆。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强调 “名不正则言不顺”，雅言的规范正是 “正名” 的基础 —— 语言统一才能概念清晰，避免误解，正如《周易?系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统一的语言能 “鼓天下之动”，推动文化传播。
对比 “方言” 的地域性，更显 “雅言” 的文化意义。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如楚国方言 “扈” 指 “被”（《楚辞?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 指 “串联”（“纫秋兰以为佩”），具有独特的文学表达；而雅言是中原文化的共同载体，承载着礼乐传统。孔子用雅言讲授《诗》《书》，是为了让来自各地的弟子（如鲁人颜回、卫人子贡、宋人司马牛）都能准确理解经典，这种 “求同存异” 的语言策略，使儒家思想能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影响深远的学派。
二、《诗》用雅言：情感共鸣的通用密码
《诗经》作为 “五经” 之一，是孔子教学的核心内容，他曾告诫儿子孔鲤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的语言视为立言的基础。这部收录 305 篇诗歌的总集，来自十五国（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风” 是各地民谣，“雅”“颂” 是王室乐歌，若用方言诵读，会破坏其韵律和意义，故孔子 “诵《诗》三百，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这里的 “音” 便是雅言的音律。
《诗经》的 “赋比兴” 艺术，需通过雅言才能完整呈现。“赋” 是铺陈叙事，如《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用雅言诵读时，“蚩蚩”（憨厚貌）、“谋”（商量婚事）等词汇的准确发音，能保持叙事的连贯性；某次子路用鲁方言读成 “氓之痴痴”，将 “蚩蚩” 误为 “痴呆”，孔子当即纠正：“雅言‘蚩蚩’为厚，非痴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比” 是比喻，如《诗经?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以 “硕鼠” 喻贪官，雅言中 “鼠” 的意象固定（贪婪），而楚国方言称鼠为 “鼬”，易失去比喻的力度；孔子讲解时特意用雅言强调 “鼠者，偷食之物，以比官吏之贪”，确保弟子理解其讽刺意味。
“兴” 是起兴，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雅言的韵律（“华”“家” 押韵）能引发情感共鸣 —— 桃花盛开的意象与新娘出嫁的喜悦通过韵律相连，正如《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雅言的声韵是情感的最佳载体。子夏曾问 “《诗》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 孔子答 “绘事后素”（《论语?八佾》），正是因为子夏用雅言理解了诗句的美感，这种共鸣离不开语言的统一。
孔子用雅言教《诗》，强调其 “兴观群怨” 的功能。《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激发情感）需雅言的韵律 ——《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的苍凉感，通过雅言的入声韵（“苍”“霜”）传递，方言的平声韵则难以表达；
“观”（观察社会）需雅言的准确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用雅言准确的时间称谓（“朔月” 指初一），能让弟子理解当时的天文灾异；
“群”（团结众人）需雅言的共识 —— 弟子们来自不同国家，只有通过雅言，才能对《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的宴饮之乐产生共同理解；
“怨”（委婉批评）需雅言的含蓄 ——《诗经?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用雅言的反问语气（“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表达对无礼者的批评，既尖锐又不失文雅，方言的直白则可能显得粗俗。
《诗》用雅言的传统，影响后世的诗歌创作。汉代 “乐府诗” 需合 “乐府官话”（继承雅言）才能演唱，《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的押韵，与《诗经》的雅言韵律一脉相承；唐代律诗的押韵遵循 “官韵”（《切韵》系统），与雅言的规范一致，杜甫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的 “下”“来” 虽不押韵（古音押韵），却符合唐代官话的语音系统；直至今天，普通话朗诵唐诗仍能体会其韵律美，证明统一语言对文学传承的重要性，这与孔子用雅言教《诗》的初衷一致。
三、《书》用雅言：历史智慧的准确传递
《尚书》作为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记载了唐虞至商周的重要史事（如 “尧典”“汤誓”“牧誓”），是孔子 “述而不作” 的重要依据。这些文献最初用 “古雅言” 写成，经过数百年流传，若不用雅言讲授，极易因方言差异导致误读，如 “天命” 在雅言中是 “上天的命令”（政治概念），而某些方言可能曲解为 “吉凶祸福”（迷信概念），失去其原有的政治内涵。
孔子对《尚书》的解读，依赖雅言的准确词汇。《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德” 在雅言中特指 “大德”（如尧的 “钦明文思”），孔子在讲授时强调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正是基于雅言对 “俊德” 的理解 ——“亲九族” 是 “仁” 的起点；若用方言将 “俊德” 解为 “才能”，则失去其伦理意义。
《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 在雅言中是 “道义之心”，孔子将其发展为 “仁” 的思想，告诫弟子 “道心者，仁也，需精一守中”；而齐地方言将 “道心” 称为 “天心”，易与 “天命” 混淆，孔子特意用雅言辨析 “道心在人，天命在天，不可混为一谈”。
“《书》用雅言” 的核心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论语?为政》“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孔子感叹历史记载的缺失，而雅言作为规范语言，能减少文献传抄中的误差。他整理《尚书》时，“删其繁重，取其切于教化者”（《汉书?艺文志》），用雅言统一术语，如将不同版本中的 “德”“得” 统一为 “德”（雅言中 “德” 指品德，“得” 指获得），确保弟子能准确把握 “三代之治” 的智慧。
《尚书?商书?汤誓》记载商汤伐桀的誓师词：“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孔子用雅言讲解时，特别强调 “天命” 不是宿命，而是 “民心所向”，因雅言中 “天” 与 “民” 相通（《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若用方言将 “天命” 解为 “天帝的命令”，则会歪曲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这正是孔子坚持用雅言的原因 —— 历史的真相依赖语言的准确传递。
对比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更显《书》用雅言的必要性。诸子百家各用方言着书，导致 “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墨家用语 “兼爱”“非攻” 带有鲁南方言特色，道家 “道”“自然” 的表述受楚地方言影响，法家 “法”“术”“势” 的术语则有三晋方言印记；而孔子用雅言传《书》，为儒家思想奠定了统一的术语基础，如 “德”“礼”“仁” 等核心概念在雅言中保持稳定，使儒家学说能跨越地域传播。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强调语言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这正是对孔子 “《书》用雅言” 传统的继承。当《尚书》的 “明德慎罚” 通过雅言准确传递，“为政以德” 的儒家思想才能深入人心，可见语言的统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
四、执礼用雅言：仪式庄重的语言保障
“执礼” 指执行礼仪（如祭祀、宴饮、朝聘），这些场合的语言需庄重、准确，雅言是最佳选择。《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定辞” 即语言沉稳规范，方言的随意性会破坏礼仪的严肃性，如祭祀时称呼 “神灵” 的称谓，雅言称 “皇天上帝”“列祖列宗”，而方言可能用 “老天爷”“老祖宗” 等俚俗说法，显得不恭敬。
孔子在礼仪中的语言实践，严格遵循雅言规范。《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他的礼仪言行：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在朝堂上经过君主空位时，“其言似不足者” 是因雅言的谦逊表达（如用 “敢”“窃” 等谦辞）；
“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 与不同等级的人说话，雅言的语气有别 —— 对下大夫（中级官员）用 “侃侃”（直率），对上大夫（高级官员）用 “訚訚”（和悦而正直），既符合礼仪又不失真诚，体现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作为君主的傧相（接待宾客），用雅言准确传达命令（如 “宾不顾矣” 报告宾客已离去），语言简洁庄重，避免方言的冗余。
“执礼用雅言” 的核心是 “别尊卑，明贵贱”。礼仪中的称谓（如 “君”“臣”“父”“子”）在雅言中有严格区分：
对君主称 “君” 或 “王”，自称 “臣”；
对父亲称 “父”，自称 “子”；
对兄长称 “兄”，自称 “弟”；
这些称谓在雅言中固定不变，而方言可能称谓模糊（如某些方言 “父”“叔” 不分），导致 “君臣父子” 的伦理关系不清。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雅言的规范正是这种伦理秩序的语言体现 —— 语言清晰才能身份明确，礼仪才能发挥 “序民人”（《礼记?乐记》）的作用。
祭祀礼仪中的祝词，尤其依赖雅言的准确。《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之属，莫重于升歌；舞之属，莫重于《武宿夜》”，其中 “升歌”（演唱《诗经》）需用雅言，如《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用雅言的清越声调表达对文王的崇敬，方言的浊音则显得不庄重。孔子曾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种 “如在” 的虔诚，需通过雅言的庄重表达来维系。
历史上的 “礼崩乐坏” 常伴随语言混乱。春秋时期 “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不仅是礼仪僭越（用天子的八佾舞），其祭祀时的祝词也 “多俚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如将 “皇天” 称为 “老天爷”，与雅言的庄重相悖；而孔子 “执礼用雅言”，是试图通过语言规范恢复礼仪的严肃性，正如《礼记?中庸》“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语言的规范是修身的基础 —— 当一个人在礼仪中能准确使用雅言，其行为也会自然合乎礼。
五、孔子的语言观：雅言与方言的辩证统一
孔子并非否定方言，而是主张 “雅言为主，方言为辅”。《论语?述而》“子所雅言”，“所” 字表明雅言是特定场合（教学、执礼）的选择，日常交流可能使用方言，如他在鲁国与乡邻对话，可能用鲁地方言，《论语?乡党》“乡人之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与乡人饮酒时的互动，用方言更显亲切。这种 “因场合择语言” 的灵活，避免了语言规范的僵化。
他对弟子的语言教育也体现这种辩证。《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回答同一问题，孔子根据弟子性格（冉有退缩、子路冒进）调整语气，这种 “因材施教” 的语言策略，与 “雅言为主，方言为辅” 的原则一致 —— 核心思想（雅言）不变，表达形式（语气）灵活。
“雅言” 是 “仁道” 传播的工具。孔子的核心思想 “仁”，需通过雅言才能准确传递，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欲”（欲望）“施”（施加）等词汇在雅言中有明确内涵，楚地方言 “欲” 与 “要” 混用，可能弱化其道德意味；他周游列国 “传道”，若不用雅言，“仁” 的理念便会因语言障碍而失真，这是他重视雅言的根本原因 —— 语言统一是思想统一的前提。
对比 “郑声淫” 的批评，更显雅言的价值。《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 是郑国的民间音乐，其歌词多用方言俚语（如《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的直白情爱表达），孔子认为其 “淫”（过度放纵）；而雅言的 “《诗》《书》之声”，则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语言的规范与情感的适度相统一，体现儒家的 “中庸” 之道。这种对 “雅” 与 “俗” 的区分，不是文化歧视，而是对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追求 —— 语言需有 “文”（规范），也需有 “质”（真诚），雅言正是 “文质平衡” 的体现。
六、历史回响：雅言传统的传承与演变
汉代 “国语” 对雅言的继承，体现在 “洛阳语” 的官方地位。西汉定都长安，仍以 “洛阳语” 为 “国语”（继承雅言），《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这里的 “讽书” 需用国语，确保文书的统一。许慎《说文解字》“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整理文字以 “国语” 为标准，与孔子用雅言正名一脉相承。
东汉郑玄注 “三礼”，用 “今文”（汉代通行语）解释古雅言，体现 “雅言” 随时代演变的灵活性。他注《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将古雅言的 “六谷”（黍、稷、稻、粱、麦、苽）译为汉代通行的 “五谷”（粟、麦、稻、黍、稷），既保持经典原意，又便于时人理解，这种 “古今语言的桥梁” 作用，与孔子用雅言传经的精神一致。
唐代 “官话” 的形成与发展，使雅言传统得以延续。唐代以 “长安话” 为官方语言，科举考试需用官话，《新唐书?选举志》“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帖经”（默写经典）需用官话读音，确保对 “经义” 的准确理解。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诗句，用官话吟诵时 “亲” 与 “身” 押韵（古音），这种韵律美正是对《诗经》雅言传统的继承。
日本、朝鲜的遣唐使学习唐语（官话），将汉字词引入本国语言，证明雅言传统的国际影响。日本《万叶集》中的 “和歌”，大量使用汉语借词（如 “明月”“春风”），读音模仿唐语；朝鲜《三国史记》用汉文写作，语法受唐语影响，正如孔子用雅言传经，唐代用官话传播中华文化，语言成为文明交流的纽带。
明清 “官话” 与白话的并行，延续了 “雅俗并存” 的模式。明清以 “北京话” 为基础形成官话，用于官方文书、科举考试；同时白话文学兴起（如《红楼梦》《水浒传》），但科举仍需用官话写作（“八股文” 需用规范语言）。这种 “雅用于官方，俗用于民间” 的格局，与孔子 “雅言用于诗书执礼，方言用于日常” 的模式一致，体现语言规范与生活语言的辩证统一。明代吕坤《交泰韵》“夫雅言者，天下之公言也；方言者，一方之私言也。公言行则私言废，私言废则天下通”，虽强调官话的统一作用，也承认方言的存在价值，与孔子的语言观一脉相承。
七、雅言的当代映射：普通话与文化认同
普通话推广是现代雅言实践，其与雅言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1955 年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确定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 的普通话，与孔子的雅言一样，旨在消除方言隔阂，便利交流。据教育部数据，2020 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0.72%，较 2000 年的 53.06% 大幅提升，为文化教育、经济发展提供语言保障 —— 偏远山区的孩子通过普通话接受教育，农民工通过普通话在城市就业，这种沟通的便利，正是 “子所雅言” 在当代的延续。
经典诵读中的语言规范，让雅言传统焕发新生。近年来 “国学热” 中，用普通话诵读《诗经》《尚书》，能保持韵律和意义的准确：
《诗经?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普通话朗诵时 “手”“老” 的韵脚虽不明显（古音押韵），但通过拼音标注的 “古韵”，仍能体会其深情；
《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用普通话的清晰发音，让 “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 的道理家喻户晓；
中小学教材中的文言文注释，用普通话解释古雅言（如 “走” 译为 “跑”，“兵” 译为 “兵器”），确保学生理解，正如孔子用雅言教弟子，现代教育用普通话传经典，语言的桥梁作用从未改变。
八、雅言的终极意义：文化传承的语言纽带
“子所雅言” 的终极意义，是通过语言规范保障文化传承的连续性。《诗》《书》是文化基因，礼仪是行为准则，雅言则是传递这些基因的载体，正如《周易?系辞》“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语言是思想的关键，统一的语言能确保文化基因不被曲解、不失传。从 “关关雎鸠” 的爱情观到 “克明俊德” 的道德观，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伦理观到 “礼之用和为贵” 的处世观，正是通过雅言（及后世的国语、官话、普通话）的准确传递，才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从孔子的雅言到当代的普通话，语言规范的本质不变：促进理解，凝聚共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瑰宝（如粤语的九声六调、吴语的软糯婉转），雅言（普通话）是民族文化的纽带，二者并行不悖 —— 正如孔子在杏坛用雅言讲授，在乡邻间用方言交流，现代社会也需 “推普” 与 “保方” 并重：推广普通话便于全国交流，保护方言留住地域特色，在统一中尊重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共识，这是对 “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儒家智慧的最好实践。
孔子的 “雅言” 之教，像一条看不见的线，将《诗》《书》的智慧、礼仪的庄重串联起来，穿越千年仍在发挥作用。当我们用普通话朗读 “关关雎鸠”，当我们在礼仪场合使用规范语言，当我们用标准中文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都是在延续 “子所雅言” 的精神 ——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血脉，守护语言的规范，就是守护文明的根基，正如那被孔子用雅言讲授的《诗》《书》，文字虽古，意义常新。
喜欢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请大家收藏：(m.motiedushu.com)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磨铁读书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