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游戏规则
玲珑的一席话，吴昊听在耳里，虽然嘴上不服气，可内心的震撼，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虽然身在部队，但毕竟没有脱离社会，对当今的一些现象以及官场上的传说，知道一些皮毛。
玲珑的话，如一记闷雷，让猛醒。
与地方官场相比，部队上简单的多了，也这是为什么一没背景二没关系的吴昊，在部队里干得风声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老营长三年前转业，去年回来一趟，两个人彻夜长谈了一场，把心里的不痛快一股脑的倒了出来。大讲特讲官场“权力—利益”规则，当时自己还半信半疑，现在玲珑的这番“教育”终于让吴昊相信了。
老营长告诉自己，地方与部队最大的不同，就是有着一些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上不得台面，但要想在那里混，你必需遵守，否则不带你玩了。而部队就不同的，部队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规则都写在台面上。
地方上的游戏规则，首要的一条，是权力等级决定利益分配。简单说就是不看人，只看身份，什么身份对应什么利益。
这与玲珑所说的背景和论资排辈，有异曲同工之效。
按着老营长所说的“权力—利益”规则，可以把单位里所有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
对一个县来说，上层是县领导，中层是各局、乡镇长，下层依次是副主任科员、科员、事业单位副职及普通职员、工勤人员、合同工和临时工。
在不同层次的人，具体的说，中层如何才能往上层流动？在一般意义上，核心要点是得到县领导尤其是书记和县长的支持。
而玲珑所说的背景关系，实质上两者是同一个意思。没有北景，靠论资排辈，说到底，你想达到上层，那是不可能的。
从下层上升到中层，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在最下层的公务员，年轻人居多，而年轻人大体呈现出五种状态。
第一种是想进步的人。这类人会努力工作，同时自发服务领导、拉近关系，下班后还不时与其他同事聚会打球，打造良好的群众基础——最好还擅长喝酒。
第二种是混日子的人。这类人与第一种人似乎很合拍，他们觉得第一种人能玩出花样，而第一种人也乐于吸纳他们作为同盟。
第三种是被孤立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这类人与前两者存在利益或心理上的隔膜。
第四种是求稳定的人，多数是女生。
第五种是因为忙碌而无暇他顾的人。
年长者与年轻人是不同的群体，本身缺乏交集。年长者隐隐嫉妒年轻人，年轻人则希望取得年长者的支持。在论资排辈并且年长者居多的情形下，如果大家背景相当，一个年轻人若无法争取到年长群体的普遍好感，就很难在与其他年轻人的竞争中胜出。当然，有的年长者会主动以年轻人师友的形象出现，但动机无非是：一、赢得好感与支持；二、通过交流，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三、通过提一些建议，来治疗自己内心的挫败感。
面对持前两种动机的人，要认真配合，而面对以第三种动机为主的人，应避免张扬——如果年轻人展现出某种优秀素养，令这类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挫败时，他们就要摘下那副良师益友的面具了。因此，要实现向上的层级流动，不仅要广交朋友，还要适时低调。
这些都属于下、中、上层流动升迁技术层面的东西，而除了技术层面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不论是谁，进入公务员行列后不久，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在单位里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只是小部分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除非严重违法违纪，公职人员无须担心被开除。这意味着，活儿干得好坏，可能影响饭碗的大小，却从不决定饭碗的有无。那么，在大家都可以少干甚至不干的情况下，必须要干的事情，由谁来干呢？
这时候游戏规则就显现出来了：当新人来上班时，就会被放到最忙的科室，美其名曰锻炼，其实是从中筛选具备干活潜质的人。同时，领导们会暗中考察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个新人被发现缺少背景，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那他（她）基本跑不掉了。你就准备在基层最累最苦最不受人待见的地方干上大半辈子吧。而最悲催的是，干出来的成绩，与你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全都贴在了上司的脸上了。换句话说，除了你的上司外，没人知道你的能力、水平和不凡。
在做实事的基层，决定谁做什么的一条规则是：除非领导另有安排，否则大事小事，上次是谁做，下次还是谁做——那么接下来，科长会逐步向新人施压，让他（她）承担更多工作，而一旦接手，就甩不掉了。
至于合同工什么的，基本在办公室之类的地方打杂，工作量大，但不会被放在业务科室。至于公务员，只要对发展还抱有预期，就会好好表现。当然，几个重要科室的科长，干活肯定是跑不掉的。
因此，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少；能干肯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多。由于干得好不一定有功劳，但不出错就没麻烦，所以“干得越多，错得越多”成了一种广泛论调，大家也都不愿承担更多责任，能推就推。而即便是少干活，这些人的年终考评也能顺利过关——只要不得罪领导。所以，“老黄牛”头上始终压着上司领导、年长者、关系户等一大群人，想要得到提拔，只能论资排辈了：因为无暇钻营，更因为干活少不了自己，那么，还是安心留下吧。
所以我们看到：一路被提拔的，有背景有关系而且不会干活最多的人。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注解了玲珑所说的有理想、想做事的年轻人，在机关很容易生出无力感。因为能做成事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要实现抱负，年轻人必须努力将自己纳入某个“权力—利益”结构，逐步获得更多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当具备足够实力、拥有稳固的利益同盟后，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可这时的想法，与年轻时的理想相比，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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