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周的规划图还散发着新墨的味道，齐鲁大地的风却已经刮了千年。同样是从镐京或成周领了“分公司营业执照”和启动资金，同样被扔到远离总部的东方前线，同样面对着一大群心怀叵测的“前朝员工”和虎视眈眈的“本地竞争对手”，两位“第一代诸侯”却拿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业方案书。
一位是伯禽，周公旦的长子，受封于鲁（今山东曲阜）。
另一位是姜尚，人称太公望，灭商第一功臣，受封于齐（今山东临淄一带）。
他们几乎是同时出发，向东，向着那片被统称为“东夷”、弥漫着海腥味和未知风险的广袤土地。但他们的行李里，装的是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
一、鲁国方案：自上而下的“文化格式化”
伯禽到鲁，花了三年，才回成周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他：“何迟也？”（怎么这么晚？）
伯禽恭敬地回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仪，父母之丧要守满三年才能除服，所以迟了。）
（《史记·鲁周公世家》）
短短一句话，勾勒出伯禽治鲁的核心策略：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周礼移植。他要对这片殷商旧势力盘踞（曲阜一带原属奄国，是殷商重要盟国）、东夷文化浓厚的土地，进行一场从生活习惯到精神信仰的 “格式化重装”。
“变俗”：殷人和东夷有哪些风俗？可能包括祭祀的对象、方式（重鬼神、多淫祀）、婚丧嫁娶的流程、日常生活的习惯（如发式、服饰）。伯禽要一一按《周礼》的规定来改。这等于告诉当地人：你们过去那套，不对，不好，得按我们“西边来的文明人”的规矩来。
“革礼”：礼，是等级秩序的外化。怎么祭祀、怎么朝见、君臣父子夫妇各有什么规矩，都有严格到繁琐的程式。推行周礼，就是强行植入一套新的社会操作系统，把所有人重新排列进“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固化序列里。
“丧三年”：这是周礼中关于孝道最核心、也最严苛的规定之一。伯禽不仅自己遵守，还要求治下的殷人、夷人也遵守。这是用最消耗时间和资源的仪式，来强行灌输“孝”与“礼”的观念，磨掉被征服者的“野性”与“异质”。
这套做法，效果如何？肯定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殷商遗民怀念旧制，东夷部族不服管束。三年，伯禽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各种或明或暗的抵触、冲突和叛乱。他用的是“铁杵磨针”的笨办法，试图用时间和制度的压力，硬生生把鲁国这块硬骨头，磨成周礼的标准件。
他的底气，来自于父亲周公这面大旗，也来自一个信念：鲁国，必须是周礼在东方最纯净的 “样板间” ，是文明输出的灯塔。质量必须过硬，不能掺假。
二、齐国方案：因地制宜的“本土化生存”
姜太公到齐，只用了五个月，就回镐京报政。周公也很惊讶：“何疾（快）也？”
太公的回答与伯禽形成鲜明对比：“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仪，顺从当地的风俗来治理。）（《史记·齐太公世家》）
姜太公的齐国方案，核心就两个字：务实。
“简其君臣礼”：他不搞伯禽那套繁文缛节。君臣之间，高效沟通、快速决策比严格的礼仪排场更重要。这节省了大量行政成本，也更容易被那些原本就不太讲究这套的东夷首领和殷商旧贵族接受。说白了，先活下去、站稳脚跟，再慢慢讲“文明”。
“从其俗为”：这是最厉害的一招。我不强行改变你，我先融入你，甚至利用你。齐地近海，有鱼盐之利；东夷擅长经商、手工业有特色。太公顺势而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货殖列传》），鼓励贸易，发展经济。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赚，谁当老大、用什么礼仪，反抗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
他也不是完全放任。周礼的核心原则（尊王、等级）肯定要坚持，但在具体形式和细节上，可以变通。这种 “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 的策略，迅速稳住了局面，并吸引了大量人口归附（“人民多归齐”）。
姜太公看得很清楚：齐国地处东夷腹地，强敌环伺（如强大的莱夷），生存是第一要务。搞文化高压，等于逼着所有潜在反对者联合起来。不如降低姿态，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用实利换认同，用实力保安全。这是“抓大放小，发展是硬道理”的古老智慧。
三、周公的评判与深意
听完两个“分公司总经理”的述职报告，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周公什么反应？
史书记载，听完伯禽的汇报，周公叹息：“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唉，鲁国的后代将来要北面称臣侍奉齐国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人，百姓必然归附。）
这是一句充满预见的评判。周公一眼就看出了两种模式的长期优劣。
伯禽的模式（“变俗革礼”），成本高、见效慢、阻力大。它试图打造一个高度纯洁、高度符合理想的“礼乐模型”，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消耗了太多国力，疏远了太多民心，束缚了社会的活力。它像一件精美但笨重的青铜礼器，庄严，但不实用。
姜太公的模式（“简礼从俗”），成本低、见效快、弹性足。它优先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在文化上保持开放和实用主义。它像一件趁手的青铜工具，可能没那么华丽，但能砍柴、能狩猎，能实实在在开疆拓土。这种模式更能积累国力，也更能吸引人才和人口。
那么，问题来了：智慧如周公，难道看不出自己儿子那套不如姜太公吗？他为什么还要让伯禽去鲁国推行那套“笨办法”？
这里藏着周公更深的政治布局：
鲁国是“文化特区”：周公需要有一个地方，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保存和实践他正在创制的周礼。这个地方不能离王室太远（以便监督和示范），也不能太近（以免被复杂的政治斗争污染）。鲁国位置适中，又是自己亲儿子治理，是最佳选择。鲁国将成为周礼的 “活体博物馆”和“高级培训基地”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宣言。
齐国是“战略先锋”：而齐国，需要的是一个能打硬仗、能开拓、能镇住东夷的强力诸侯。姜太公的能力、威望和务实风格，正适合这个角色。齐国不需要成为礼仪样板，它需要成为王室在东方最锋利的一把刀、最坚实的一面盾。
分工与制衡：让鲁国走“文”的路，齐国走“武”的路，两者形成某种分工和潜在的制衡。一个握有文化正统的解释权，一个握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两者都尊王，但发展路径不同，可以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方过度膨胀。
四、最初的伏笔：两种基因的漫长竞赛
伯禽和姜太公，这两位第一代创业者，为他们的国家注入了最初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鲁国基因：重礼、守成、理想主义。它高贵，严谨，但也可能趋于保守、僵化。它将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温床（孔子是鲁人），但也将在春秋战国残酷的国力竞争中，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齐国基因：务实、变通、功利主义。它灵活，开放，崇尚富强。它将孕育出管仲这样的实用主义改革家，开创“尊王攘夷”的霸业模式，但也可能因为过于重利而缺少某种精神凝聚力。
两条道路，孰优孰劣？短期看，齐国的模式更能富国强兵。长期看，鲁国守护的文化火种，在武力征伐的乱世中或许微弱，却可能拥有更穿透时间的力量。
当伯禽和姜太公的身影消失在向东的尘土中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封国的命运，也带走了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两种经典答案。这场始于周初的“鲁变”与“齐俗”的竞赛，将在未来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反复回响，不断演绎。
（第八章完）
齐鲁大地上的实验刚刚开始，周王朝的北方边疆却已传来急报。一支王室的精锐，在召公奭的带领下，正穿越太行山的险隘，向着更北方那片被戎狄笼罩的、迷雾般的燕山之地前进。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钉下一颗最遥远的钉子——燕国。下一章，翻开召公的北拓日志，看这支孤独的远征军，如何在语言不通、强敌环伺的绝境中，为周室开拓一片生存空间，并在那片土地上，埋下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跨越数百年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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