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带着从夏都刺探来的绝密情报回到了亳，成汤心里那幅伐夏的蓝图，算是有了最精确的底稿。可光有蓝图不够，房子不能凭空起，你得先让人相信，你拆掉隔壁那栋破楼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大快人心的。
打仗，尤其是要推翻一个统治了四百多年的天下共主，讲究个“名正言顺”。拳头要硬，道理更要响。这个“道理”，或者说开战的借口，不能是商汤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那样显得你早有野心，是乱臣贼子。最好呢，是别人把刀子递到你手里，你“被迫”自卫，或是“替天行道”。
这个递刀子的人，很快就出现了。他叫葛伯。
葛，是夏朝的一个小诸侯国，地盘大概在现在河南商丘宁陵县一带，离成汤的亳都非常近。《孟子·滕文公下》把这事儿讲得挺细：“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 说葛伯这人放纵无道，连祭祀天地祖宗这样的大事都荒废了。
在那个年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你不打仗可以，但不祭祀，等于自绝于天地祖宗，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是“失德”的明证。成汤就抓住这一点，派人去质问葛伯：“何为不祀？” 你为啥不祭祀？
葛伯倒也老实（或者说愚蠢），回答说：“无以供牺牲也。” 没牛羊做祭品啊。
好，台阶递过来了。成汤立刻展现“仁义”，派人给葛伯送去了一批牛羊。葛伯收下牛羊，转头杀了吃肉，照旧不祭祀。
这下，成汤又派人去问：“何为不祀？” 葛伯这回换了借口：“无以供粢盛（zi chéng）也。” 没谷物来做祭饭啊。
您瞧，这是典型的蹬鼻子上脸，把成汤当冤大头了。可成汤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再次展现“仁德”，派亳地的青壮年去帮葛国种地，还让老弱百姓给这些干活的人送饭。
事情发展到这儿，按理说成汤仁至义尽了。可高潮来了。《孟子》记载：“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 葛伯带着他的民众，在半道上拦截那些送酒饭的亳人，抢夺他们的食物，不给的就杀掉。有个孩子去给耕田的父亲送饭和肉，葛伯竟把他杀了，抢走了饭肉。
这就是“葛伯仇饷”。“仇”，是抢劫、仇杀；“饷”，是送饭。翻译过来就是：葛伯抢劫并杀害了送饭的童子。
消息传回亳都，舆论瞬间爆炸。这已经不是无道，而是灭绝人性了。成汤等的就是这一刻。《尚书序》里说：“葛伯不祀，汤始征之。” 表面看，征伐的直接原因是“不祀”，但点燃怒火的引信，是这桩令人发指的“仇饷”惨案。
后世很多人读这段历史，觉得葛伯蠢得不可思议，像个专门配合成汤演戏的丑角。他或许是真蠢，但更大的可能是，成汤和伊尹早就把葛伯及其国家的底细摸透了。他们精准地预判了葛伯的贪婪与短视，并巧妙地、一步步地把他逼到了道德绝境，让他自己把“该杀”两个字写在了脸上。
于是，伐葛之战，就成了正义凛然的“惩戒之战”。商汤的军队出发时，想必是群情激愤，士气高昂。打这样一场实力悬殊、道义占尽的仗，结果毫无悬念。《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从征葛开始，商汤前后征战十一次，所向披靡。
这“十一征”可不只是打仗，更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 “舆论战”和“统一战线”工程。
灭葛之后，商汤没有急着继续猛冲，而是停下来大做文章。他充分利用“葛伯仇饷”这个典型案例，向全天下诸侯进行宣传和喊话。核心意思大概是：大家都看见了啊，葛伯这种不祀天地、杀害孩童的禽兽，我替天行道把他收拾了。我可不是为了抢地盘，是为了维护天下的道义。那个高高在上的夏桀，任用葛伯这样的诸侯，他本人更是荒淫暴虐，他是不是也该被“惩戒”？
这一手高明至极。对于那些饱受夏桀和其党羽压迫的诸侯来说，商汤灭葛，不仅仅是除掉了一个恶邻，更是释放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有人敢反抗了，而且成功了。这对于动摇夏朝的统治体系，争取中间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同时，这“十一征”也极具策略性。他打的，主要是韦、顾、昆吾这几个死心塌地追随夏桀、且位于商到夏都必经之路上的铁杆诸侯。《诗经·商颂·长发》里唱：“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剪除了这些羽翼，就等于拔光了夏桀这只猛禽的羽毛，既扫清了进军道路，也完成了最后的战前孤立。
所以，“葛伯仇饷”这起看似偶然的地方冲突，实则是成汤和伊尹精心策划的伐桀总攻的序曲。它用一个鲜血淋漓、无可辩驳的小事件，夺得了道义的制高点，完成了战争的政治动员和舆论准备。从此，商汤的军队不再是“商”的军队，而俨然成了“天罚”的执行者，是“有道”讨伐“无道”的正义之师。
当夏桀还在倾宫里醉生梦死，以为不过是东方又一场寻常叛乱时，他绝不会想到，要他命的惊雷，最初竟是从一个孩童被夺的饭篮里，炸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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