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囚笼”，越收越紧，像一条巨大的蟒蛇，企图将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活活绞杀。
然而，对于当时身处敌后的八路军来说，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前方。
更有一把冰冷的、来自“友军”的刀子，正悄悄地，抵在他们的背后。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就在日军疯狂推行“囚笼政策”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也在华北，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的，却是“反共”的勾当。
咱们来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叫李长顺，是冀中军区，一个分区武委会的干事。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对他和他的同志们来说，是记忆里，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白天，他们要组织民兵，去破坏日军正在修建的公路和碉堡。
到了晚上，他们又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防备那些，由重庆派来的、所谓的“敌后游击队”。
这些“游击队”，名义上，是来抗日的。
可实际上，他们，从不主动攻击日军的据点，反而，专门和八路军，抢地盘，抢粮食，甚至，暗杀八路军的基层干部。
李长顺，亲眼见过，那个曾经接受过他们帮助、托庇于根据地的国民党将领石友三的部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翻脸，勾结日寇，反过来袭击他们后方的村庄，杀害抗日干部的家属的。
他，也亲耳听过，那些由重庆派来的、穿着便衣的“县长”、“专员”，是如何在老百姓中间，散播谣言，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只扩军，不抗日”，企图瓦解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的。
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来自经济上的绞杀。
国民政府，彻底停发了八路军每月应得的六十三万元军费。
李长顺所在的武委会，连买子弹的钱，都没有了。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补了又补的军衣，在春寒料峭的夜里，冻得瑟瑟发抖。
这种感觉，就像叶剑英元帅，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说的那样：
“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
对于李长顺来说，他不懂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
他只知道，当他和他的弟兄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拼命的时候，总有一群“自己人”，在背后，朝他们，放冷枪。
他只知道，那些重庆的报纸上，把他和他的同志们，描绘成了“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赤匪”。
这种污蔑和背叛，比日本人的子弹，更让他感到愤怒和憋屈。
这种“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艰难处境，也让远在延安和太行山的八路军最高统帅部，意识到：
必须，要打一场大仗了。
打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仗！
这场仗，不仅要打给日本人看，更要打给重庆看，打给全中国的老百姓看！
要用实际行动，去击碎那些“游而不击”的无耻谣言！
要用一场辉煌的胜利，去证明，谁，才是敌后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
打破“囚笼”的军事需求，与打破“谣言”的政治需求，在这一刻，完美地，重合在了一起。
一场即将撼动整个华北的怒吼，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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