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第一年，我租下了柏林市中心一栋百年老公寓的顶楼。
房东太太签合同前反复确认：“你确定要租？之前住过的租客都熬不过三个月。”
我以为是老房子隔音差或暖气问题，直到搬进去后才发现——
每晚凌晨三点，阁楼的旧式座钟会敲响十三下。
而每次钟声结束，都能听到走廊传来清晰的脚步声，
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室友准时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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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十月，天灰得像一块浸满了水的抹布，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我拖着硕大的行李箱，轮子在科伯尼彻大街那些老旧斑驳的石板路上磕磕绊绊，发出近乎呻吟的噪音。空气又湿又冷，钻进鼻腔，带着一股泥土和年代久远的石头混合的气息。按照手机地图上那个时断时续的蓝色光点，我停在一栋暗黄色墙面的公寓楼前。
就是这里了。楼不算高，大概五六层，挤在一排同样年纪不小的建筑中间，外墙爬满了深色的藤蔓，在这个季节已经大半枯黄，更添了几分萧索。窗户是那种老式的对开木窗，漆色剥落，露出底下深色的木头纹理。整体看上去，像是一个疲惫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老人。
租金便宜得离谱，对于柏林米特区，尤其是离博物馆岛不算太远的这个位置，简直是白送。中介当时只在邮件里含糊地提了句“房子有些年头，需要不介意老房子‘特点’的租客”。我想着不过是隔音差些，暖气旧些，对我这个预算紧张又要强撑面子的留学生来说，算得了什么。
钥匙插进厚重的木质大门锁孔，转动时发出“咔哒”一声沉重的闷响。门厅幽暗，高挑的天花板，墙皮有些地方已经卷曲，像松弛的皮肤。一股淡淡的霉味混合着消毒水的气息，凝固在空气里。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吱呀作响，声音在狭窄的楼梯间里被放大，异常清晰。
我的房间在顶楼，也就是第五层。房东海因里希太太就住在一楼，听到动静，她打开了房门。
那是一位极其瘦削的老妇人，穿着样式古板的深色连衣裙，外面套着针织开衫。脸上皱纹密布，灰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在脑后挽成一个紧实的发髻。最让人不适的是她的眼睛，颜色极浅，近乎灰白，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审视的、穿透性的冷漠。
“你就是那个中国学生？”她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德语口调，干巴巴的，没什么温度。
我连忙点头，用刚学不久还结结巴巴的德语回答：“是，是的，海因里希太太。我来拿钥匙。”
她没再多说，转身从屋里取出一串黄铜钥匙，钥匙很大，看起来比我的年纪还大。递给我时，她那浅色的眼睛紧紧盯着我，又问了一遍：“合同你都看清楚了？你确定要租？”
“确定。”我接过钥匙，冰凉的触感。
她沉默了几秒，楼道里只有我们两人的呼吸声。然后，她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之前的租客，没有一个住满三个月。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那股初来乍到的倔强，以及对低廉租金的贪婪，让我把这点不适压了下去。“我明白，老房子嘛，总有些小毛病。我不介意。”
海因里希太太几不可闻地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转身关上了门，把我独自留在那阴暗的门厅里。
顶楼的走廊更是昏暗，只有尽头一扇小窗透进一点天光。我的房间在走廊最里面。门开了，房间比我想象的要大，挑高也很高，带着一个老旧的壁炉。家具很少，显得空荡荡的。木地板走上去响声很大，灰尘在从积尘的窗户透进来的稀薄光线中飞舞。空气里那股陈旧的味道更浓了，像是封闭了太久，沉淀了太多时光。
搬行李耗费了我大半天的力气，等最后一个箱子拖进房间，外面天色已经彻底黑透。柏林的夜晚安静得吓人，尤其是这栋老楼，仿佛被遗弃在时间的缝隙里。我没有听到预想中的邻居的吵闹声，甚至连模糊的电视声、说话声都没有。整栋楼，不，整条街，都陷入一种死寂。
随便吃了点从国内带来的饼干充饥，强烈的疲惫和时差袭来，我草草洗漱，把自己摔在那张吱呀乱叫的旧床上。陌生的环境让人一时难以入睡，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窗外偶尔路过的车辆声，还有这老房子本身不明来源的细微响动——木材热胀冷缩的“咔哒”声，或是墙壁里某种小生物跑过的窸窣声。
就在我意识模糊，快要沉入睡眠时，一阵声音猛地将我惊醒。
“铛——”
声音来自头顶上方，沉闷，悠长，带着金属特有的震颤。是钟声。这栋楼还有钟？我迷迷糊糊地想。
“铛——铛——”
它不紧不慢地敲着，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显得格外突兀和响亮。我下意识地在心里默数。
……十，十一，十二。
按道理，该结束了。午夜十二点。
但就在短暂的停顿后，第十三声钟响，清晰地传了下来。
“铛——”
我浑身一僵，睡意瞬间跑了一半。十三？听错了？绝对是十三下。哪里的钟会敲十三下？故障了？
钟声的余韵在空气里缓缓消散，一切重归死寂。那寂静比钟声响起前更加厚重，压得人耳膜发胀。我屏住呼吸，心脏在胸腔里咚咚直跳，有种不祥的预感，像细小的冰蛇，沿着脊椎慢慢爬升。
然后，我听到了。
嗒。
嗒。
嗒。
是脚步声。非常清晰，就从门外的走廊传来。
那不是穿着柔软拖鞋的趿拉声，也不是皮鞋踩地的清脆声响。它更硬，更沉，像是某种硬底靴子，不疾不徐，一步一顿，落在老旧的木地板上。节奏稳定得可怕。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这层楼不是只有我一家吗？海因里希太太明明说过，顶楼就这一间出租，其他都是堆放杂物的空房间。而且，这脚步声不像是在走向某个房间，它就是在走廊里……来回走动？
我蜷缩在被子里，一动不敢动，连呼吸都放到了最轻，耳朵竭力捕捉着门外的每一丝动静。脚步声持续着，来来回回，走了大概有四五分钟，然后，毫无征兆地，停了。
不是渐渐远去消失，而是走到某个点，戛然而止。
死一样的寂静重新笼罩下来。
我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等了很久很久，门外再没有传来任何声音。只有我的心跳，一下下撞击着鼓膜。冷汗已经浸湿了贴身的衣服。
那一晚，后半夜我基本没睡。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窗外天色一点点泛白。初到异国他乡的孤独感，被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恐惧取代了。
我反复告诉自己，是听错了，是幻听，是时差导致的错觉。或者是别的楼传来的声音，在这老房子的结构里产生了奇特的折射。对，一定是这样。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下楼，正好遇到抱着一袋垃圾准备去扔的海因里希太太。她看到我的样子，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意外，只是冷淡地扫过我，仿佛早就预料到了。
“昨晚……睡得好吗？”她居然主动开口，语气平铺直叙。
我张了张嘴，想问她钟声和脚步声的事，但看到她那张毫无波澜的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种奇怪的自尊心，或者是不想在她面前示弱的心态作祟，我挤出一个僵硬的笑：“还……还行。可能有点时差。”
她嘴角似乎极其细微地扯动了一下，没再说什么，抱着垃圾袋，佝偻着背，走出了大门。
白天，我壮着胆子，决定去探查一下这栋楼的顶楼结构。顺着那吱呀作响的楼梯走到最上面，果然如海因里希太太所说，除了我租住的那间，走廊两侧的其他门都紧闭着，门上落着厚厚的灰尘，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走廊尽头有一扇低矮的小门，漆成和墙壁差不多的颜色，很不显眼。我试着推了推，门是锁着的，锁孔锈迹斑斑。
那后面是什么？阁楼吗？那座敲响十三下的钟，是不是就在这里面？
接下来的几天，我刻意调整作息，努力让自己在凌晨三点前保持清醒。而那座钟，精准得可怕。每晚，当时针分针重合在三点位置，那十三下沉闷的钟声总会准时响起，穿透地板和层层阻碍，敲打在我的耳膜和神经上。
钟声之后，便是那硬底靴子踩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嗒，嗒，嗒……从走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有时会在我门前短暂停留，那一刻，我几乎能感觉到门外有什么东西，正隔着薄薄的门板，静静地“站”着。然后，脚步声再次响起，循环往复，几分钟后，又毫无征兆地消失。
我开始严重失眠，神经衰弱。白天上课无精打采，眼神涣散。夜晚则变成一场漫长的酷刑。我试过戴耳塞，但那脚步声似乎不是通过空气传播，而是直接震动我的骨骼，敲打在我的大脑皮层上。我也试过在钟响前打开音乐，用巨大的音量掩盖一切，可当音乐停止，那死寂之后紧随的脚步声，反而显得更加清晰、更加惊悚。
这栋百年老公寓，用它特有的方式，开始一点点碾磨我的理智。柏林灰暗的天空，窗外陌生的哥特式尖顶，还有房间里那些在夜深人静时仿佛会移动变化的阴影，都成了这恐怖剧目的布景。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还是独自在异乡产生的心理问题？我去看了学校的心理医生，含糊地提及睡眠障碍和幻听。医生给我开了些安眠药，温和地建议我多参加社交活动。
药片有点效果，能让我在钟声和脚步声的间歇勉强睡上一两个小时，但无法根除那每日例行的折磨。
直到那个周五的晚上。
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敲打着窗户，外面风声凄厉。我因为一个小组讨论回来得很晚，疲惫不堪，吃了安眠药就睡下了。也许是药效，也许是连日的失眠让我体力透支，我睡得很沉。
然后，我被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惊醒。
不是梦。有什么冰冷的东西，紧紧扼住了我的脖子。
我猛地睁开眼，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那股力量真实无比，冰冷刺骨，像铁钳一样收紧，剥夺着我的呼吸。我拼命挣扎，双手在空中乱抓，却什么也抓不到。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不成调的嘶鸣。恐惧像冰水，瞬间淹没了四肢百骸。
我要死了。
就在意识即将被黑暗吞噬的前一秒，那力量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我瘫在床上，像离水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处残留着冰冷的触感和剧烈的疼痛。冷汗瞬间湿透了全身，心脏狂跳得几乎要炸开。
房间里死寂一片，只有我粗重狼狈的喘息声，和窗外凄冷的雨声。
我颤抖着手摸向床头灯，按了好几下，灯才亮起来。昏黄的光线驱散了部分黑暗，却驱不散那刻骨的寒意。我连滚带爬地冲进狭小的洗手间，打开刺眼的白光灯，看向镜子。
脖子上，清晰地印着一圈淡淡的、发青的指痕。
那不是梦。
我扶着冰冷的洗手池，看着镜子里那个面色惨白、眼窝深陷、脖子上带着诡异淤青的自己，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这房子里，真的有东西。
海因里希太太那句“之前的租客，没有一个住满三个月”，此刻像魔咒一样在我脑海里回荡。
它不是警告。
是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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