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厅长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笑道：“小韩，新年好啊！听说你昨天去城晋驿了？怎么样？”
我把笔记本摊开在他面前，把三个问题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
王厅长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小韩啊，”他缓缓开口，“你听到的，才是最真实的中国农村。农民苦啊，但他们通情达理，只要你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吃饭，他们就支持你。”
“厅长，我们必须拿出一个完整的安置方案。”我急切地说，“不能等征地开始了再想，那样太被动，也容易出问题。”
“你说得对。”王厅长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这样，我们一起来拟个初步方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针对三个问题，逐条推敲。
第一，公粮问题。 王厅长的思路是：由省政府行文，说明征地用途和面积，申请减免相应公粮任务。“这个我去协调省粮食厅，问题不大。”
第二，口粮问题。 我们设计了“实物补偿+定量提升”的双重保障。一方面，按照被征土地的平均年产量，连续三年给予等额粮食补偿；另一方面，为失地农民办理农转非手续，提高粮本定量。“这个需要公安、粮食、劳动几个部门联合下文，比较复杂，但必须做。”
第三，就业问题。 这是核心。我们提出了“土地换岗位”的思路：每征用一定面积的土地，工业园承诺提供相应数量的招工名额。“但要设定门槛，比如年龄、文化程度、政治审查等。不符合条件的，可以由公社安排到其他社办企业，或者参加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
我还补充了一点：“厅长，我觉得可以再加一条——工业园建成后，优先采购当地农副产品，比如蔬菜、禽蛋，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这既能解决园区后勤供应，又能为周边农民开辟新的收入渠道。”
“好！这个好！”王厅长拍案叫绝，“小韩，你这脑子就是活！这样就不是简单的征地补偿，而是把农民纳入了工业化的整体进程，让他们分享发展红利！”
方案初步成型后，王厅长亲自带着我，去向郭副省长汇报。
省政府小会议室里，郭省长听完我们的汇报，又仔细看了方案草稿，久久不语。
“老百姓……真的没提赔偿款？”他抬起头，目光锐利。
“一句都没提。”我肯定地说，“他们关心的就是那三件事：公粮、口粮、活路。”
郭省长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我们。窗外是太原城稀疏的楼房和远处连绵的山峦。
“多好的老百姓啊……”他轻声说，声音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他们信任国家，信任政府，我们更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他转过身，眼神坚定：“这个安置方案，原则我同意。但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上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王厅长，你抓紧时间把方案完善，形成正式文件。小韩，你配合。”
“是！”我们齐声应道。
“还有，”郭省长看向我，“选址工作不能等。方案上会的同时，你们可以启动实地勘测。把最合适的地块确定下来，到时候方案一通过，立即启动征地程序。”
从省政府出来，王厅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韩，看到了吗？郭省长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接下来，就是攻坚了。常委会上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明白。”我点头，“厅长，我想明天就去阳曲县，启动选址工作。”
“这么急？”
“时间不等人。”我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春天就要来了，冻土一化，施工就能开始。我们必须跑在时间前面。”
第二天一早，一支十五人的队伍在农业厅门口集合。
除了我和刘永好厂长，还有省设计院的张工（张维汉）和他带的四名技术员，刘永好从原单位带来的三名骨干——分管基建的副科长赵志刚、熟悉设备的工程师孙建国、擅长协调的老科员周明，以及农业厅派来的两名干部和阳曲县政府的对接人员。
我们分乘三辆吉普车，向着阳曲县方向驶去。
车上，刘永好厂长和我坐在一起。他已经进入了角色，手里拿着我给他的规划图和一堆资料。
“韩组长，”他指着图纸，“根据你的规划和勘测队前期报告，有四个备选地块。今天咱们得实地走一遍，定下最终位置。”
“刘厂长，您经验丰富，今天主要听您的。”我诚恳地说，“我是搞规划的，但具体落地，您更在行。”
刘永好笑了笑，没接这个话茬，而是直接切入正题：“选址有几个关键点：一是地形要平，土方工程量小；二是地质要稳，不能是滑坡区或沉降区；三是交通要方便，至少要有能拓宽成公路的土路；四是要有水源，工业用水量很大；五是要尽量少占好地——这是郭省长特别交代的。”
我点头：“还有一点，要考虑到未来扩张。园区不能孤零零的，最好靠近现有村镇，这样生活配套、招工都方便。”
“对。”刘永好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第一块备选地在阳曲县城东南五公里处，地势平坦，靠近公路。但张工下去用地质锤敲打了几下，摇摇头：“表层土太薄，下面是岩石，基础处理成本太高。”
第二块地在县城西边，面积够大，但中间有一条深沟，填平的话工程量惊人，而且距离水源太远。
第三块地在黄寨公社附近，交通便利，但大部分是上好的水浇地。县里的同志面露难色：“这一片是咱们县的粮仓，征了可惜……”
到了下午，我们来到第四块地——位于城晋驿大队和另一个大队交界处。
车子在一片缓坡前停下。我们爬上坡顶，眼前豁然开朗。
这是一片北高南低的缓坡地，面积足够，估摸着有五六千亩。北面靠着一道不高的山梁，可以挡风；南面是一片滩地，远处有河流蜿蜒而过。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土路，虽然窄，但拓宽的基础很好。
“这地形……”张工眼睛亮了，“北高南低，利于厂区排水。靠山可以建仓库，坡地建厂房，滩地可以预留发展用地。”
刘永好拿出罗盘和水平仪，技术员们开始测量。我则走到坡地边缘，向下望去。
坡下是一片村庄，正是城晋驿大队。炊烟袅袅，隐约能听到鸡鸣狗吠。更远处，是绵延的田野，虽然现在还覆盖着残雪，但可以想象春天来时麦浪翻滚的景象。
“这里有多少是好地？”我问县里的同志。
“不多。”县农业局的干部指着下面，“主要是坡地，种点玉米、谷子，产量不高。好地都在南边滩地和村里。如果选这里，主要占的是中低产田，涉及的好地不到两百亩。”
刘永好测量完走过来，脸上带着兴奋：“韩组长，我看行！地形、地质、交通、水源都符合要求。关键是，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小。”
张工也点头：“从工程角度，这是最优选择。”
“那就定这里？”我看着刘永好。
“我再问问细节。”刘永好转向县里同志，“这片地涉及几个生产队？有多少户？”
“主要是城晋驿大队的三个生产队，还有邻村一个生产队的一部分。总共……大概一百二十户左右。”
一百二十户。按照我们的安置方案，如果每户至少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就是一百二十个岗位。工业园一期用工约一千五百人，完全能消化。
我走到一边，独自望着这片即将改变的土地。
山风凛冽，吹在脸上生疼。但我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涌动。就是这里了——阳曲星火农机工业园的诞生地。未来，这里将矗立起一座座厂房，响起机器的轰鸣；成千上万的工人将在这里工作，生产出驰骋在中国大地上的拖拉机；而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将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韩组长！”刘永好的喊声把我拉回现实，“天不早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边界初步划出来，回去好做详细规划。”
“好！”我转身，大步走向人群。
技术员们开始打木桩、拉皮尺。刘永好和张工激烈讨论着厂房朝向、道路走向。县里的干部拿着地图核对地界。夕阳西下，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这片即将苏醒的土地上。
一个年轻的公社干部凑到我身边，小声问：“韩组长，这厂子……真能建起来吗？我听说，省里还有不同意见……”
我看了他一眼，笑了：“看到那些人了吗？”我指着正在忙碌的刘永好、张工他们，“他们在为什么忙碌？”
“为……为建厂？”
“不。”我摇摇头，“他们在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只要这件事是对的，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就一定能成。”
年轻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远处，城晋驿村庄里，响起了晚饭的钟声。悠扬的钟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像是在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敲响序曲。
划界工作一直持续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刘永好厂长做事极其认真，每一根木桩的位置都要反复核对，确保与规划图上的坐标吻合。张工则带着技术员测量高程，记录地形数据。
等到终于告一段落，大家的手脚都已冻得麻木。吉普车开着大灯，照亮了崎岖的土路。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引擎的轰鸣和偶尔的咳嗽声。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种光芒——那是参与创造历史的兴奋与使命感。
回到县招待所已是晚上八点多。食堂特意留了饭，简单的白菜炖粉条、玉米面窝头，但大家吃得格外香。
饭后，刘永好提议开个小会。就在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十五个人挤得满满当当。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刘永好开门见山，“地块基本确定了，接下来要做几件事。
第一，张工团队三天内拿出详细的地形图和地质勘探建议；
第二，赵志刚同志负责联系县建设局，启动土地性质变更的初步程序；
第三，孙建国同志开始调研设备采购渠道，列出急需的进口设备清单；
第四，周明同志整理今天涉及的各生产队、农户的基本情况，为后续征地做准备。”
他分配任务条理清晰，每个人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完成，都交代得明明白白。我暗暗点头，选他果然没错。
“韩组长，您看还有什么补充？”刘永好转向我。
我想了想：“加一条：请县里同志协助，明天开始走访涉及征地的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把我们的初步规划和大家讲清楚，听听他们的意见。工作要做在前头，透明公开，避免后续矛盾。”
“好！”刘永好记下来，“这个我来安排。”
散会后，刘永好单独留了下来。
“韩组长，”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摆摆手，他自己也没点，只是拿在手里把玩，“今天走这一趟，我有个感觉——这事，比想象中还要大。”
“怎么说？”
“不只是建一个厂。”他眼神深邃，“咱们选的这块地，往东三十里是太原，往西五十里是古交矿区，往北通忻州，往南接晋中。地理位置太好了。将来如果园区发展起来，完全可以成为这一片区域的工业中心。”
我心中一震。刘永好的眼光，确实毒辣。我之所以选这里，固然有地形、耕地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正是他说的这个区位优势。只是我没想到，他第一次实地考察就看到了这一点。
“刘厂长，您觉得，我们能做成吗？”我试探着问。
“难。”他直言不讳，“但值得做。我在机床厂干了二十年，从技术员到副厂长，亲眼看着咱们的工业是怎么一点一点爬起来的。太慢了，真的太慢了。缺设备、缺技术、缺人才，更缺……缺一种敢想敢干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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