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被罗永年的气势吓倒，反而在他话音刚落，话音还在会议室回荡时，向前微微倾身，目光平和却坚定地迎向他那锐利如鹰隼的视线，声音依旧沉稳，甚至比刚才更清晰了几分：
“罗厂长，请您具体指出，我刚刚的陈述中，哪一句是在‘歪曲政策’？我们韩家村的做法，又具体违反了哪一条、哪一款国家明文的规定？”
我顿了顿，不给他在具体条款上纠缠的机会，立刻将问题提升到另一个层面：“或者说，您认为，社会主义的协作，就只能是无偿的、不计成本的调拨？那么请问，如果所有先进经验、所有核心技术都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交出，那么像我们韩家村这样地处偏远、资源匮乏的基层生产队，靠什么来调动社员研发技术、改进工艺的积极性？难道就仅仅依靠政治觉悟和无私奉献吗？我们敬佩并且学习这种精神，但作为基层集体经济的组织者，我们同样有责任思考，如何让这种‘奉献’能够持续，如何让好的技术、好的模式，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星火燎原，真正长久地、扎实地惠及更多群众！”
这番话，我刻意放慢了语速，力求每个字都砸在实处。我看到坐在主位的一位地区局领导，手指在桌上轻轻点了一下，似乎有所触动。
“你这是狡辩！”罗永年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直接地反问，而且将问题引向了“积极性”和“可持续性”这个更深刻的层面，这触及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隐性痛点。他一时找不到直接的政策条文来驳斥，只能再次重复扣帽子，“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源于建设国家的热情，源于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不是你们这种用‘经济刺激’、‘成本核算’包装起来的利己主义！”
“罗厂长，请您注意措辞。”这时，坐在我们一侧的冯副局长终于开口了，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会议上讨论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利己主义’这种定性的话，最好不要轻易说。韩浩同志代表韩家村大队汇报他们的实践和思考，这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他们的做法有没有道理，是否值得借鉴，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嘛。”
冯局长的话，像一道堤坝，暂时挡住了罗永年汹涌的指责浪潮，为我们的论述争取了空间。
“冯局长说得对，我们要探讨。”我立刻接过话头，抓住这个空档，“罗厂长认为我们的‘成本核算’是利己主义。那么我想请教罗厂长，红星副食品加工厂生产的产品，难道不计成本吗？你们的原材料采购、工人工资、设备折旧，难道不需要纳入核算吗？如果你们厂生产的产品，被要求无偿调拨给其他单位，你们厂的工人同志能否答应？你们厂的再生产如何进行？”
一连串的问题，如同连珠炮，直指国营企业同样存在的经济核算现实。这让罗永年一时语塞，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又难以自圆其说。他身边的一位技术干部想插话，被我抬手制止。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目光扫过全场领导，语气变得更加恳切而深沉，“各位领导，我们韩家村，地瘠民贫，过去年年吃返销粮，社员日子过得紧巴巴。是党的政策给了我们摸索副业的机会，‘茶煮匠’这个牌子，是我们全村老少，一点点试验，一次次失败，才好不容易搞出来的。这里面，凝结着我们韩家村全体社员的心血和汗水！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我们韩家村改变贫困面貌的希望所在！”
我动情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这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并非表演。李书记和王会计在旁边重重点头，眼眶也有些发红。
“我们比任何人都希望这项技术能推广出去，能帮助更多的兄弟公社！但我们更希望，这种推广是健康的、有序的、能够长久的！如果我们轻易交出了核心，无法保证质量和标准，‘茶煮匠’这个牌子很快就可能因为各地水平参差不齐而砸掉！到时候，不仅我们韩家村的投入打了水漂，那些信任我们、跟随我们搞协作的公社也会蒙受损失！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协作想要的结果吗？”
“我们摸索的‘核心料包+协作点’模式，或许还不完善，但它至少保证了三点：第一，品质标准统一，维护了集体品牌的信誉；第二，通过合理的成本核算，保证了技术输出方的积极性和再发展能力；第三，通过协作网络，真正带动了周边公社相关产业（如养鸡、香料种植）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这难道不是比简单的一交了之，更具有生命力，更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吗？”
我再次引用了“多快好省”这个当时最具号召力的总路线口号，将我们的实践与最高指导方针紧密挂钩。
“说得好！”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会议室门口传来。众人愕然回头，只见地区行署分管财贸的刘副专员，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身边还跟着秘书。显然，他已经听了一会儿了。
会议室里所有人立刻站了起来。地区商业局的领导连忙迎上去：“刘专员，您怎么来了？”
刘副专员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走到主位空着的一把椅子坐下，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我刚好在隔壁开会，听说你们这里在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茶煮匠’模式，就过来听听。小伙子，你叫韩浩？继续说吧，我听着。”
刘副专员的突然到来，让整个会议室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罗永年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而冯局长和我们则精神一振。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我摒弃了之前准备的繁琐材料，决定用最直白、最形象的语言，向这位更高层面的领导做最后也是最核心的陈述。
“刘专员，各位领导，其实我们韩家村做的很简单。”我朗声说道，“我们就是把过去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锤子买卖’的协作方式，变成了一种‘师傅带着徒弟一起干，有标准、有分工、有核算，最终大家一起把市场做大，共同富裕’的新模式！”
“我们不是要搞技术壁垒，恰恰相反，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技术标准联盟’！在这个联盟里，韩家村作为发起者和标准制定者，负责提供核心技术和质量监督；加盟的协作点，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生产，共享‘茶煮匠’的品牌和销售渠道；我们通过收取合理的‘核心料包成本费’，来维持这个联盟的运转、技术的迭代和品牌的维护！这就像……就像军队里的主力团和地方部队配合作战，主力团提供精良装备和战术指导，地方部队负责具体作战和扩大战果，最终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这个“主力团与地方部队”的比喻，生动形象，让在座的不少领导，包括刘副专员，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至于罗厂长质疑我们‘私下串联’，‘无组织无纪律’。”我转向罗永年，语气平和但寸步不让，“我想请问，如果等文件、等指示，按部就班，可能到现在，柳林公社、石泉公社的社员们，还在为如何发展副业发愁！而我们主动走出去，用我们成功的经验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见到了效益，增加了集体和社员的收入，这难道错了吗？茅教导我们，‘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韩家村，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做了一点大胆的尝试！”
我再次引用最高指示，这一次，引用的更加贴切，直接回应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指控，将其转化为“大胆尝试”的积极行动。
罗永年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他几次想开口打断，但在刘副专员面前，又硬生生忍住了。
刘副专员听完，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吟了片刻，然后看向罗永年：“罗永年同志，红星厂的意见，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你们要求技术共享，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话锋一转，“韩浩同志刚才提出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技术无偿共享，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如何维持韩家村社员的积极性？如果‘茶煮匠’这个牌子因为管理混乱而垮掉，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刘副专员的提问，直接、尖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不再纠缠于“主义”和“帽子”，而是回到了最实际的效益和责任层面。
罗永年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他习惯了用大帽子压人，但当领导开始关注具体操作和实际后果时，他那套“钻营政策条文”的本事就有些使不上了。
“这个……我们可以加强管理……”罗永年有些底气不足地说。
“加强管理？怎么加强？”刘副专员追问，“你们红星厂派人去各个公社盯着吗？人力、物力从哪里来？成本算谁的？”
一连串的问题，让罗永年哑口无言。
刘副专员又转向我们，目光落在我脸上：“韩浩同志，你们这个‘技术标准联盟’的想法，很有新意。但是，你们如何确保你们的‘核心料包’成本是真实合理的？如何防止你们利用‘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后期变相提价，损害协作社队的利益？”
这个问题同样尖锐，直指我们模式的潜在风险。
我心中早有腹稿，从容应答：“刘专员，关于成本，我们愿意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包括地区商业局甚至行署财贸办的随时审计监督！我们的账目对兄弟公社完全公开透明。同时，我们设想，未来如果联盟扩大，可以邀请主要协作社的代表，共同组成一个‘质量与成本监督小组’，共同审议成本构成，监督料包质量和价格。我们韩家村绝不谋求垄断暴利，我们追求的是联盟整体的壮大和可持续发展！”
这个“共同监督”的设想，进一步体现了我们模式的开放性和公正性，有效化解了领导的担忧。
刘副专员听完，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之色。他微微颔首，没有再问，而是对主持会议的地区商业局副局长说：“老张，今天的会，开得很有意义。韩家村大队的同志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虽然还不成熟，但方向值得肯定，思考很有深度。红星厂的要求，基于传统协作观念，可以理解，但似乎缺乏对基层实际困难和长远发展的深入考量。”
他顿了顿，一锤定音：“我的意见是，对于韩家村‘茶煮匠’模式的探索，地区层面应予以保护和支持！他们与柳林、石泉等公社建立的协作关系，是有效的、有益的尝试，应当鼓励其继续完善和发展！商业局可以牵头，组织力量对他们的‘成本核算’和‘协作协议’进行指导和规范，帮助他们把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好。至于技术无偿调拨的要求，暂时不予支持。红星厂如果确实看好这个项目，可以考虑与韩家村探索在新的、更合理的模式下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的行政调拨。”
刘副专员的表态，如同春风化雨，瞬间驱散了笼罩在我们心头的阴霾！李书记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王会计更是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罗永年脸色灰败，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有再说什么。刘副专员已经定了调子，他再纠缠下去，就是不识时务了。
“谢谢刘专员！谢谢各位领导！”我们三人连忙起身，由衷地表示感谢。
刘副专员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不错！有想法，有胆识，更重要的是，心里装着集体，装着群众！好好干，把你们这个‘联盟’搞出个样子来，给全地区的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一条可借鉴的新经验！”
“是！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努力！”我挺直腰板，大声回答。
会议至此，尘埃落定。我们韩家村，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凭借超前的理念、扎实的准备、合情的论述以及关键时刻的据理力争，赢得了上级的认可，守住了我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
走出会议室，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李书记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浩娃子，成了！咱们成了！”
王会计也满脸红光：“太好了！这下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我心中同样激动万分，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赢了这一局，只是开始。如何把刘专员寄予厚望的“联盟”真正建设好、发展好，后面的路还很长。
从地区回来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李书记站在打谷场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声音洪亮，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向全体社员详细传达了地区协调会的情况，特别是刘副专员最后的指示和精神。
当听到刘专员肯定咱们的“茶煮匠”模式是“值得肯定的新路子”，要求地区商业局“予以保护和支持”时，台下先是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浩娃子！好样的！”
“咱们韩家村，这回可真露脸了！”
“跟着浩娃子和书记干，准没错！”
各种赞扬和充满干劲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我站在李书记身边，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洋溢着希望和喜悦的脸庞，胸腔里也充满了热流。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意义所在——让这些淳朴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活得有尊严，有盼头！
紧接着，我们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停滞不前。根据刘副专员的指示，以及我们自己在会议上做出的承诺，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后续工作迅速展开：
首先，是完善“成本核算与监督机制”。在王会计和杨师傅的牵头下，我们组建了一个由韩家村骨干社员、柳林公社、石泉公社派出的代表共同组成的“成本核算监督小组”。这个小组定期开会，共同审核核心卤料包所有原材料采购单据、工时记录、燃料消耗等，确保每一分“成本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过程完全公开透明，甚至将核算结果张榜公布，彻底打消了协作社队的疑虑，也堵住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罗永年那样的质疑。这种开放和坦诚，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协作社队对我们的信任。
其次，是规范“协作点建设与管理标准”。我借鉴了后世“特许经营”和“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些核心思想，起草了一份更为详尽的《“茶煮匠”协作点管理与技术操作规范》。这份规范足足有二十多页，从选址要求、锅灶规格、卫生标准、操作流程、鸡蛋选购标准，到成品储存、销售服务话术，都做了极其细致的规定。比如，规定煮制时间必须精确到分钟，浸泡时间不得少于多少小时，销售时必须穿着统一准备的干净围裙、戴手套，甚至对如何回答顾客关于口味、保质期的问题，都给出了标准答案。
这份“天书”一样的规范起初让赵炳文等人大呼头疼，觉得太繁琐。但我坚持必须这么做。“我们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松散的合作组织，而是一个有着统一形象、统一品质、统一服务的品牌联盟！细节决定成败，标准铸就品牌！”我反复向他们强调。为了推行这套标准，我们在韩家村举办了第一期“茶煮匠协作点标准化操作培训班”，由杨师傅和我亲自授课，赵炳文负责“实战演练”。来自柳林、石泉以及后来闻讯主动找上门来的其他两个公社的学员，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军训”般的培训。结业时，还搞了一个小小的“授牌仪式”，给考核合格的协作点颁发了一块统一制作的、印有“茶煮匠特许协作点”字样和编号的木牌。这块牌子，挂在了协作点的门口，成了一种品质和信誉的象征。
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效果是显着的。统一的形象和稳定的品质，让“茶煮匠”茶叶蛋的口碑迅速传播，甚至开始有县里、地区里的单位食堂，慕名前来批量订购。市场的积极反馈，又反过来强化了各协作点执行标准的自觉性，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再者，就是应对“蜂拥而至的合作请求”。刘副专员的肯定，等于为我们的模式做了一个极具权威性的“广告”。协调会之后不到半个月，陆续又有周边四五个公社的领导，或亲自带队，或派员前来韩家村考察、取经，纷纷表达了想要加入这个“联盟”的强烈愿望。
面对突然扩大的需求，我们保持了冷静。没有盲目地全面铺开，而是制定了“严格审核，分批发展，确保质量”的原则。对于申请加入的公社，我们派员进行实地考察，评估其交通条件、人员素质、原料（鸡蛋）供应能力等。优先选择那些积极性高、基础条件相对较好、领导班子得力的公社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也开始着手建立区域性的“二级协作中心”的构想，即在一个县域内，扶持一个核心协作点，让其承担起周边较小规模协作点的料包分发、技术指导和初级质量监督的职能，以减轻韩家村总部的直接管理压力。
这些细致而超前的管理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白天，我要和李书记、王会计等人处理各种事务，接待来访，下乡考察；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规划发展步骤。虽然疲惫，但看着“茶煮匠”联盟如同滚雪球般一步步壮大，看着参与其中的各个公社集体收入增加，社员们脸上笑容增多，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时光在忙碌与思念中飞逝。转眼一个多月过去，“茶煮匠”联盟的运作逐步走上正轨，首批五个协作点（包括原有的柳林、石泉）运营良好，第二批三个协作点也完成了培训即将挂牌。韩家村的集体账上，因为核心料包的稳定产出和销售，收入持续增加，我们不仅还清了之前的欠款，还积累了一笔可观的集体资金。李书记和王会计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开始和我商量着，这笔钱该怎么用，是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还是投入到新的副业项目上去？
这天下午，我正在大队部和王会计核对最新的料包成本明细，公社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送来了一封来自地区商业局、盖着“急件”印章的公函。
李书记也闻讯赶来。我们三人有些疑惑地拆开公函。信是冯副局长亲笔写的，内容却让我们大吃一惊！
原来，省商业厅下属的省糖业烟酒公司，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了我们韩家村“茶煮匠”模式以及在地区引发讨论的事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公司一位分管副经理带队，即将来我们地区考察副食品行业发展情况，特意点名要实地考察韩家村大队和他们的“茶煮匠”项目！函件要求我们立即做好接待准备，全面汇报情况，并特别指出，省公司领导想亲自见见“那个在协调会上敢跟红星厂副厂长据理力争的年轻人韩浩”！
省里的公司！点名要见我！
这消息如同一块更大的石头投入水中，在我们三人心中掀起了比之前面对罗永年时更剧烈的波澜。
李书记拿着信纸的手都有些颤抖：“省…省里来的领导…浩娃子，这…这阵仗可比上次还大啊！”
王会计也紧张地推着眼镜：“省糖业烟酒公司…那可是管着全省副食品调拨和大宗采购的单位啊！他们要是看上了咱们的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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