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春日总带着几分暖意，晋王府（如今已改称“皇太弟府”）的议事堂内，却弥漫着紧张而专注的气息。
李允端坐主位，案上摊着一幅标注详尽的大唐疆域图，王彦、张策、裴枢等核心重臣分坐两侧，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叠关于各州民生、军政的奏报——这是李允掌权后，第一次召集核心班底，商议“革除唐末积弊”的全盘改革。
“自安史之乱至今，百余年矣。”李允手指在地图上的“藩镇”标记处轻轻点过，声音沉稳有力，“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这四大弊政若不除，大唐即便一统，也只是空有其表。今日请诸位来，便是要定下‘新政三策’，从军政、民生、吏治三处着手，为大唐固本培元。”
军政是李允改革的重中之重——毕竟他亲历过藩镇之乱，深知“兵散则国乱”的道理。议事堂内，王彦率先起身，递上一份《禁军整饬疏》，李允接过翻看，随即放在案上，向众人阐明核心举措：
废除之前“节度使兼掌军政”的旧制，在长安设立“枢密院”，由李允亲任枢密使，王彦任副使，统管天下兵马调动。凡各州驻军、边疆守军的调遣，需枢密院签发“鎏金符节”，再经中书省盖章，方可生效——彻底杜绝节度使私调兵马的可能。
下令各州“州兵不得过五百”，多余兵力或编入中央禁军，或遣散归农；同时扩充禁军规模，从边疆善战将士、江南归降兵卒中选拔精锐，组建“神策军”“破锋卫”“护漠军”三支核心禁军，分别驻守长安、北疆、西域，每支兵力两万，直接受枢密院管辖。
划定“军户”户籍，凡军户子弟需习武，成年后优先入军；军户可免缴部分赋税，但需承担从军义务。同时在北疆、河西设立“军屯”，让禁军士兵在非战时开垦荒地，自给自足——既解决了军粮短缺问题，又能稳定边疆。
“此法虽严，却能保大唐百年无兵祸。”裴枢看完举措，抚须点头，“只是裁撤州兵时，需安抚好遣散士卒，避免生乱。”李允当即颔首：“张策可牵头，为遣散士卒发放‘归农粮券’，每人可领半年口粮，若愿开垦荒地，还可免三年赋税。”
民生是政权稳固的根基。张策此前在江南推行的“均税法”成效显着，此次他将江南经验整理成《天下民生疏》，提出三项核心举措，由李允补充完善后，定为“民生三令”：
下令全国清查无主土地与隐匿田产，将查出的土地按“丁男百亩、丁女五十亩”的标准，分给流民与无地农户；同时统一赋税标准，按田亩产量的十分之一征税，废除之前藩镇私自设立的“苛捐杂税”，并对贫农、军户减免三年赋税。
以“以工代赈”的方式，征调民力疏浚大运河、修复黄河沿岸堤坝，既解决了水患，又为流民提供了生计；同时恢复江南至长安的漕运，在扬州、汴州、洛阳设立“漕运粮仓”，保障长安及北疆的粮食供应，降低粮价。
除了继续开放扬州、杭州的商埠，新增西域“龟兹互市”、北疆“云中互市”，允许中原商人与西域、契丹、回鹘商人自由贸易，且只征收“什一税”（交易额的十分之一）；同时严禁官员垄断商路、欺压商人，由枢密院派“商路巡检”维护贸易秩序。
“民生安，则民心归。”张策补充道，“臣已派官吏前往各州，监督新政推行，每月需向中枢递上‘民生月报’，确保政策不被地方篡改。”
唐末吏治腐败是积弊最深的问题，李允深知“官不清，则政难行”，为此专门定下“吏治两法”，由裴枢牵头执行：
重启科举，但废除之前“只考诗赋”的旧制，新增“实务策论”“民生治理”“军政谋略”三科，选拔能办实事的官员；同时推行“官员考核制”，每年由御史台考核地方官的“民生政绩”“清廉程度”，考核优秀者晋升，不合格者罢官。
设立“御史台巡查使”，派往各州监督官员，凡贪腐超过百贯钱者，一律流放西域；若涉及结党营私、勾结藩镇，则满门抄斩。李允还特意拿之前“截留粮道”的一名州官开刀，在长安街头当众问斩，以儆效尤。同时严禁世家大族干预地方政务，若世家子弟为官，需回避原籍，避免“家族势力垄断地方”。
“吏治改革需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裴枢提醒道，“世家大族根基深厚，若逼之过甚，恐生反弹。”李允点头：“孤（此时他虽为皇太弟，却已行皇帝之权，议事时臣子多称‘陛下’）明白，先拿贪腐官员立威，再逐步削弱世家特权——眼下，稳定比速决更重要。”
议事结束时，已近黄昏。李允站在议事堂的窗前，望着长安街头渐起的炊烟，心中清楚：改革之路必然充满阻力，但只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大唐重归强盛，再多的困难也值得。他想起远在西域的李璟，想起镇守北疆的王彦，想起各地推行新政的官吏——这天下，已不再是唐末的乱世，而是正在走向新生的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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