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借刺杀案发动的这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清洗，如同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虽然过程血腥，但效果显着。随着数十颗人头落地，数百家眷或死或流，咸阳城内外与赵高余孽、失意官吏、危险商贾相关的潜在威胁网络被基本荡平。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尚未完全散去，但一种基于恐惧的、表面的**安宁**，确实降临了。
朝会之上，以往那些偶尔会就新政细节提出“温和”异议，或隐晦表达对丞相权势担忧的声音，几乎绝迹。大臣们奏事时更加谨小慎微，措辞严谨，生怕与任何“悖逆”之事扯上关系。就连宗室重臣嬴傒，在私下见到扶苏时，也不再轻易提及对李斯权势的担忧，只是反复强调“陛下当保重龙体”。
市井之间，关于丞相“睚眦必报”、“手段酷烈”的窃窃私语在暗地里流传，但无人敢公开议论。那家涉案的赵地酒肆和城西赌坊被官府查封，招牌被摘下，门口贴上了白色的封条，如同两个无声的警告，警示着所有试图在暗中搅动风雨之人。以往一些喜欢聚集议论时政的茶馆酒舍，也悄然改变了风气，茶客们更多地谈论风月、物价和农事，对朝政讳莫如深。
这种安宁，带着一种压抑的色彩。它并非源于心悦诚服的拥戴，而是源于对绝对权力和残酷手段的畏惧。但无论如何，对于需要稳定环境来推行新政的李斯而言，这种畏惧下的稳定，总比暗流汹涌的混乱要好。他可以暂时将更多的精力，从内部的权谋斗争，转移到帝国的治理和建设上来。
政务的处理因纸张的普及而愈发高效。来自各郡县的文书通过轻便的“秦纸”快速传递，丞相府的指令也能迅速下达。李斯着手进一步完善新政在“示范区”的细节，并开始考虑将一些成功的经验， cautiously 地向其他条件成熟的郡县推广。例如，内史郡在安置返乡劳力、鼓励垦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相关的经验总结被抄录多份，下发至关中各郡参考。
扶苏皇帝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后，也逐渐接受了这一结果。他本性仁厚，对如此多的杀戮内心有所不适，但李斯将审讯结果和涉案证据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让他明白这些人的确罪有应得，其行为足以动摇国本。他更加倚重李斯，将朝政几乎全权委托，自己则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研读典籍、垂询教化之事上，试图从先贤着作中寻找更符合他理想的治国之道。朝堂之上，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平衡：皇帝垂拱而治，彰显仁德；丞相总揽大权，推行实务。
然而，李斯并未被这暂时的安宁所迷惑。他深知，依靠恐怖维持的稳定是脆弱的。那些被压抑的怨恨和反对力量，只是转入了更深的潜伏。他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政绩，用民生的改善，来逐步瓦解这些潜在的敌意，赢得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支持。他督促各郡县官员，务必抓住这难得的安定时期，切实推行惠民政策，恢复生产，安抚百姓。
就在咸阳城沉浸在这种肃杀后的平静，李斯得以稍稍喘息，专注于内政建设之时，一封来自帝国北疆、标注着最高紧急等级的军报，由信使背着插有赤羽的皮筒，踏着滚滚烟尘，冲入了咸阳城，直达丞相府与皇帝驾前。这封军报，瞬间打破了这来之不易的安宁，将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拉回到了帝国的边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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