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一战，石破天惊。吴三桂的关宁军与多尔衮的八旗铁骑联手，将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十万大顺军主力击溃。曾经不可一世的“闯王”，如今只能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离北京，向西遁去。通往紫禁城的道路，已然洞开。
消息传回后续跟进的清军主力，整个军营欢声雷动。然而，骑在马上，跟随多尔衮中军行进的范文程，脸上却不见太多喜色，反而眉头微蹙，忧心忡忡。胜利固然可喜，但他深知，更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一座失去了秩序、饱经蹂躏的北京城，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王爷，”范文程策马靠近多尔衮的车驾，沉声道，“京师已近在咫尺，然城内情况不明。李闯溃退，恐有余孽趁火打劫，城中百姓历经战乱，必是人心惶惶。我军入城，首重安定人心，恢复秩序，万不可因胜而骄，酿成祸乱。”
多尔衮此刻虽志得意满，但也并非莽夫，他点了点头：“先生所虑极是。入城纪律，本王已三令五申。具体安民事宜，还需先生多多费心。”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清军，浩浩荡荡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劫后的凄惶。街道冷清，商铺紧闭，偶尔有面黄肌瘦的百姓从门缝里惊恐地向外张望。一些地方还有大火焚烧过的痕迹，那是大顺军撤退前仓促抢掠和破坏的证明。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血腥与恐慌的气息。
范文程看在眼里，痛在心上。这座象征着华夏文明中心的巍巍帝都，竟被摧残至此。他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第一把火：安定民心。
他亲自督促手下文吏，将早已准备好的安民告示贴遍全城主要街巷。告示以大清摄政王的名义郑重承诺：“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严禁清军士卒私入民宅，强抢财物，违令者斩！同时，开设粥厂，赈济那些在战乱中失去家园和生计的穷苦百姓。一开始，北京市民还抱着怀疑和恐惧的态度，但看到一队队清军巡逻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而粥厂也真的开始施粥，街面的秩序逐渐恢复，紧闭的商铺也开始试探性地重新营业。
第二把火：收拢士心。
范文程深知，要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必须依靠庞大的士绅和官僚阶层。他做的第一件震动朝野的事，就是以隆重的礼仪为崇祯皇帝发丧。他亲自参与拟定祭文，文中对崇祯的“死社稷”表达了相当的尊重和惋惜，称其“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将矛头直指李自成等“流寇”。这一举动，极大地安抚了留在北京的明朝旧臣和士子们的心。许多原本打算殉国或隐居的官员，见此情形，开始动摇，觉得新朝似乎并非蛮夷，而是懂得华夏礼法的“正统”。
紧接着，他广泛发布招贤榜文，宣布所有前明官员，只要愿意报到，一律登记在册，量才录用。他的衙署前，一时车马盈门，前来探听风声、寻求出路的旧明官员络绎不绝。范文程不论官职大小，一律以礼相待，耐心询问其特长、经历，并承诺会尽快安排。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开始将散落的人心重新聚拢。
第三把火：稳住大局。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范文程展现出了惊人的行政效率。他迅速接管了前明的部分行政机构，要求原有胥吏各安其位，保证国家机器最低限度的运转。税收、刑名、户籍……千头万绪的事务都需要处理。他每天只睡两三个时辰，协调满汉官员，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化解新朝初立必然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一日，有满洲将领不满于约束，纵兵抢掠了城外一处庄园，激起民愤。范文程得知后，立刻面见多尔衮，陈说利害：“王爷，京师之地，天下瞩目。若因一将之私，而坏我全军名声，失却亿兆民心，则入关之功，恐毁于一旦！法不行，则令不肃啊！”
多尔衮虽有心庇护部下，但权衡利弊，深知范文程所言在理，最终下令严惩了那名将领，并再次明令强调军纪。此事传开，北京官民对新朝的信心又增进了几分。
在范文程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北京城这座一度陷入混乱和死寂的巨城，终于慢慢恢复了脉搏和生机。街道上行人渐多，市集重现喧嚣，官员开始各司其职。虽然满汉之间的隔阂远未消除，但一个最基本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
站在紫禁城的角楼上，俯瞰着逐渐恢复生气的北京城，范文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南明弘光政权还在南京，李自成、张献忠仍拥兵自重，未来的路依然布满荆棘。但至少，他为大清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统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地基。
钩子： 北京初定，根基未稳。南明小朝廷在南京拥立新君，依然做着半壁江山的美梦。面对南方的残明势力，是战是和？稳坐北京的多尔衮和呕心沥血的范文程，将如何抉择？一场新的南北对决，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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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第十一章描绘的清朝入主北京初期的治理，是检验其能否从地方政权转变为全国性政权的关键考验，而范文程在其中扮演了“秩序重建者”和“政治黏合剂”的核心角色。
首先，范文程的安民措施精准地抓住了政权更迭时期的社会核心需求——稳定与安全。他通过严明军纪、赈济灾民、恢复商业，迅速抚平了战争创伤，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初步认可。这体现了其“民为邦本”的儒家治国思想，将清军的入侵破坏性降到了最低，为后续统治奠定了社会基础。
其次，他为崇祯发丧和招揽旧臣的策略，是极高明的政治举措。这巧妙地利用了汉族士大夫的忠君观念和华夷之辨，将清朝的形象从“入侵者”转变为“明朝法统的继承者”和“乱秩序的平定者”。这不仅瓦解了北方地区潜在的抵抗意志，更成功地将大批前明官僚吸纳进新政权，解决了清朝初期治理人才极度匮乏的难题，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再者，范文程在此期间展现的卓越行政能力，证明他不仅是战略家，更是实干家。在制度空白、百废待兴之际，他高效地维持了行政体系的运转，处理了大量具体而微的政务，确保了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社会稳定。这种务实作风，使其政策建议能够迅速落地见效。
然而，也必须看到，范文程的努力是在多尔衮的军事支持和政治授权下进行的。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满洲军事贵族的克制（尽管并非完全克制）。同时，他所安抚的主要是北方士绅和民众，与南明政权的正统之争、以及更深层次的满汉文化冲突，依然是摆在新生的清王朝面前的巨大挑战。本章的平稳过渡，为后续更为复杂激烈的统一战争和政治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后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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