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历史现场)
军用运输机的轰鸣声终于停息，舱门打开，凛冽而陌生的空气涌入。溥仪战战兢兢地走下舷梯，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苏联远东的城市赤塔。时间是1945年8月17日。他从一个牢笼，被抛入了另一个牢笼，只不过看守换成了苏联内务部的军官。
出乎溥仪意料的是，苏联人对他这个头号战犯相当“客气”。他没有被扔进阴暗的牢房，而是被安置在一所名为“莫罗佐夫卡”的疗养院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红河子别墅。居住条件甚至比他在通化大栗子沟时还要好：柔软的床铺、干净的餐厅、甚至有图书室和散步的花园。
他的生活起居有专人照料，饮食标准很高，有面包、黄油、肉食甚至红酒。苏联军官定期来“探望”他，态度礼貌，称呼他“溥仪先生”或“前满洲国皇帝”，并允许他保留一些随从（如弟弟溥杰、侄子毓嶦、医生等）继续伺候他。
这种优厚的待遇，让极度恐惧的溥仪渐渐安下心来，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安全感”和错觉。他不必再面对吉冈安直的咆哮，不必再签署那些屈辱的文件，暂时逃离了中国那片可能对他进行清算的土地。他开始琢磨，如何利用当前的特殊处境，为自己谋一条最好的后路。
他的核心策略只有一个：千方百计避免被引渡回中国。他深知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如果被送回去，落在国民党或者（他当时更害怕的）共产党手里，必然是死路一条。
为此，他开始了积极的“表演”和“公关”：
· 积极配合，塑造形象： 每当苏联军官问话，或需要他写一些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罪行的材料时，他都表现得极为合作。他将所有罪责都推给日本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身不由己”、“受尽压迫”的可怜傀儡，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和“反抗者”（尽管他拿不出任何有力证据）。
· 主动献宝，讨好苏联： 他将在逃亡时偷偷藏在随身物品夹层中的大量珍宝（包括钻石、珍珠、翡翠、戒指、项链等）主动献给苏联政府，声称是“为了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希望以此买好感，换取庇护。
· 三次上书，申请居留： 这是他最核心的努力。在1945年至1946年间，他多次向苏联方面提出书面申请，恳求允许他永久留在苏联。他甚至给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语气极其谦卑、谄媚的信件，信中大肆赞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斯大林的伟大，并再次强调自己对日本的仇恨，恳求斯大林“慈父”般的收留。
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弟弟溥杰和侄子们也纷纷上书，请求留在苏联。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表现出对苏联的忠诚和向往，就能逃脱历史的审判。
然而，苏联方面对他的所有举动，都保持着一种礼貌而冷淡的沉默。他们收下他的供词，收下他的财宝，收下他的申请书，但从不给予任何实质性承诺。苏联的战略很清晰：溥仪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战利品和政治筹码，他的最终命运必须服从于苏联更高层面的国际政治博弈（尤其是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暂时优厚地养着他，比立刻处理他更有价值。
于是，溥仪在苏联的五年（1945-1950），就在这种看似舒适实则焦灼的等待中度过。日子单调而漫长：吃饭、睡觉、散步、接受一些无关痛痒的问询、和随从打发光阴。表面的平静下，是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和不确定性。每一次有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消息，都能让他紧张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一天，溥仪在红河子别墅的花园里散步，看到几名苏联士兵正在移植几棵小树。他看着那些树被挖出，又在新坑里被种下，根部还包裹着故乡的泥土。这一幕突然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回到房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再次铺开信纸，提起笔，决心最后一次，也是最诚恳地，向斯大林同志写下留苏申请。他搜肠刮肚，用尽所有他能想到的赞美与恳求之词，字迹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在信的末尾，他几乎是哀求般地写道：“……我恳求您，伟大的斯大林主席，允许我留在苏联，我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劳动，成为一名普通的苏联公民，为我所深深向往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微薄之力……我坚信，只有在苏联，我才能获得新生……” 写完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叠好，装入信封，郑重地交给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苏联军官，并反复叮嘱务必转交。之后的日子，他每天都充满期待地望着窗外，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特赦”回音。然而，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那封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只有西伯利亚的风，依旧吹过别墅外的白桦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谁唱着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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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溥仪在苏联的五年囚居，是其一生中一段奇特而关键的插曲，其行为和心态充满了矛盾性与投机性。
1. 恐惧驱动下的投机主义：
· 溥仪所有“亲苏”、“拥苏”的表现，其根本动机并非思想转变，而是极端的、出于自保的恐惧。他害怕被引渡回中国接受审判和惩罚。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他在天津亲日、在东北当傀儡的逻辑一脉相承——为了个人生存，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任何当下的强者效忠。
2. 自我认知的扭曲与逃避：
· 他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选择性遗忘自己主动投日、甘当傀儡的事实。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推卸责任来减轻内心的罪责感，维持自我的心理平衡。他并未真正反思自己的罪行，只是在寻找逃避惩罚的出路。
3. 苏联的战略考量：
· 苏联对溥仪的优厚待遇并非出于仁慈，而是基于冷冰冰的现实政治利益。溥仪是重要的战利品、日本侵华的活证据、以及未来与新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可能用到的筹码。将他控制在手中，在外交上可进可退。
4. 历史审判的延迟与必然：
· 这五年是历史审判到来前的缓冲期。它给了溥仪肉体上的安逸，却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焦虑。他的种种努力，如同螳臂当车，根本无法改变其作为中国头号汉奸战犯必将由中国人民来审判的历史必然性。苏联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5. 改造的伏笔：
· 尽管动机不纯，但这段经历客观上让溥仪初步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劳动”等概念，这为他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系统改造，提供了一点点极其微弱的心理铺垫（尽管在当时他完全是为了投机）。
结论： 在苏联的五年，溥仪仿佛生活在一个短暂的、不真实的气泡里。他试图用珍宝和谎言为自己编织一个安全的巢穴，逃避回国受审的命运。然而，这个气泡注定要破灭。他写给斯大林的信，如同一个溺水者向着遥远的岸边伸出的手，但他并不知道，岸边等待他的，不是救赎，而是审判。西伯利亚的风声，预示着他的侥幸心理终将落空。当国际政治格局尘埃落定，当新中国宣告成立，他这块“筹码”的价值也随之确定。引渡回国的日子，正在一天天临近。他那份虚假的安全感，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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