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感觉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这种崩溃感,是日积月累、层层加码的结果,如同不断收紧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首先,是刘芒那永无止境的“学术追问”。这小子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问题制造机”,而且专挑那些经学史上悬而未决、或者极其繁琐偏门的疑难杂症下手。
起初,蔡邕还能凭借深厚的学养从容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芒的“学问”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精进”——他几乎背下了蔡邕书斋里所有能看到的典籍,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刁钻,引证的文献越来越冷僻。
现在,蔡邕已经不敢轻易在课堂上引申发挥某些有争议的观点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稍一提及,下课后刘芒必定会抱着一大摞竹简来找他“深入探讨”。
这些探讨,绝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往往需要引经据典,梳理源流,辨析异同,一耗就是大半天。
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刘芒提出的某个角度或发现的一条罕见异文,连蔡邕自己都无法当场给出圆满的解释。
于是,蔡邕的夜晚,不再属于休息或着书立说,而是变成了“备课”和“补课”的时间。
他不得不秉烛夜读,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翻找线索,苦苦思索如何应对第二天刘芒可能抛出的难题。往往到了深夜,他还在油灯下揉着酸涩的眼睛,对着竹简上的蝇头小字长吁短叹。
第二天,他还得强打精神,顶着黑眼圈给其他弟子上课,并且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将他昨夜辛苦整理的、关于某个字的古音演变或某句经文的千年争议,详细论证给所有弟子听。
而就在他讲得口干舌燥,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时,刘芒那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又会亮起来,紧接着提出一个新的、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蔡邕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老驴,被刘芒用“学术”的鞭子抽着,永无休止地转圈,身心俱疲。
如果说学术上的消耗还属于“文斗”,尚在蔡邕作为学者的承受范围之内,那么刘芒在“礼仪”上的极致践行,则堪称“软刀子割肉”,让蔡邕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蔡府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书斋、讲堂、会客厅以及弟子们用餐的饭堂,是治学、会客的公共区域;后院则是蔡邕家眷的住所,相对私密。蔡邕平日大多在前院活动,与弟子们同吃同学。
而用餐时间,如今成了蔡邕的又一场噩梦。
刘芒将《礼记》中关于饮食的礼仪条款奉为金科玉律,并且执行得一丝不苟,近乎苛刻。吃饭时,他坐姿笔直,席位的方向、与食案的距离必须分毫不差。
吃肉干时,他要用特定的手法,小心翼翼地将肉干掰成符合规制的小块,动作缓慢而精准;喝汤时,绝对不能发出一丝声响,连吞咽都仿佛经过测量。
餐具的摆放、使用的顺序,更是严格按照古礼。
这还不算,他不仅自己做到极致,还充当起了“餐桌礼仪监察官”。
一旦有仆役上菜时顺序稍有差错,或者哪个师兄吃饭时不小心发出了声音,刘芒立刻会放下筷子,用一种温和但无比坚定的语气,引经据典地指出错误:
“《礼记·曲礼》有云:‘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 这位师兄,刚才歠羹似有声响,恐不合礼制。”
“侍者,依《内则》,醢酱应置于右,羮置于左,尔方才摆放似有偏差。”
他每次开口,必先称“《礼记》有云”或“依古制”,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我等求学于蔡师门下,蔡师乃礼学泰斗,我等岂能不遵古制,有辱师门?”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把蔡邕听得头大如牛,食欲全无!
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弟子们的,觉得这是修身养性的基础。
可如今,他自己被学术问题掏空了精力,只想在吃饭时放松片刻,稍微喘口气,却还要被迫沉浸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礼教”氛围中,听着刘芒没完没了的“逼逼叨叨”,蔡邕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不仅是吃饭,日常的一切交流都变得低效而痛苦。
刘芒与蔡邕或同窗交谈,言必称“先生所言极是,然《孝经》有云……”、“师兄高见,然据《周礼》记载……”,任何简单的对话都能被他引申到经典上去,变得冗长而乏味。就连在府中走路,刘芒也坚持要走出符合其“士”身份的特定步速和路线,不能快,不能慢,更不能抄近道,看得蔡邕眼皮直跳。
某日,刘芒突然一脸悲戚地宣布,接到家中来信,一位远房的表叔公去世了。按照礼制,他需要为其服“缌麻”——这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丧服,服丧三个月。
于是,刘芒立刻进入了“守丧模式”。
他在学堂上换上了素服,饮食变得极其简单,甚至只吃白饭和酱菜,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笑容,终日沉默寡言,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蔡邕看他年纪小,怕他悲伤过度伤了身体,也好心想劝慰几句,或者暗示他心意到了即可,不必如此严格拘泥形式,毕竟只是远亲。
谁知,蔡邕刚开口说了句“芒儿,节哀顺变,心意到了即可,不必过于……”
刘芒立刻抬起头,泪眼婆娑(天知道是不是偷偷抹了生姜),用一种饱含委屈和“正义”的语气打断他,声音带着哽咽引用《仪礼·丧服传》:
“先生!圣人制礼,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缌麻之服,虽轻,亦是圣人体察人情,不忍其废也!此乃人伦之本!弟子若因路远亲疏而废礼,与禽兽何异?先生……先生莫非是教弟子做那无情无义、不知人伦之人吗?”
这一顶“教人做禽兽”的大帽子扣下来,蔡邕当场噎住,脸色涨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能说什么?否定丧服制度?那他这个礼学大家成什么了?
他只能把剩下的话硬生生咽回肚子里,憋得胸口发闷。
整个蔡府和学堂,彻底被刘芒带入了了一种极其压抑、繁琐、令人窒息的氛围。
刘芒就像一个活的、行走的“礼仪监察官”,用无数条看不见的“礼”的绳索,将每个人都捆绑得动弹不得。
仆役们做事提心吊胆,同窗们不敢大声说笑,连走路都要先想想合不合规矩。
蔡邕作为老师,被自己一生信奉和研究的“礼”完全绑架了!
他既要日夜不停地应对刘芒的学术“轰炸”,又要忍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礼仪“酷刑”。他正常的教学节奏、生活规律、甚至一点点私人的放松空间,都被严重干扰和剥夺。
他想发火,想怒吼,想对着刘芒咆哮:“够了!别再跟我提什么礼!什么仪!我去他妈的!”
他想把那些竹简全都扔进火盆,想把那套繁琐的礼仪踩在脚下!
可是,他不能。因为刘芒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坚实的经典依据;刘芒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至诚”和“好学”。
他作为老师,作为大儒,如果公然反对甚至斥责这种行为,那等于是在否定自己一生的信仰和学问根基!他会被天下人耻笑!
这种极度的压抑和矛盾,让蔡邕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不断充气的气球,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他失眠,焦虑,食欲不振,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自己穷尽一生追求的“礼”和“学问”,难道就是为了制造出刘芒这样的“怪物”,来折磨自己的吗?
某个深夜,蔡邕独自坐在书斋里,看着跳跃的烛火,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刘芒那张“虔诚”而“专注”的脸。他猛地抱住头,发出一声压抑已久的、近乎野兽般的低吼:
“我该怎么办?!我快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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