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登基称帝，并未让朱元璋有丝毫松懈。相反，他更加勤政，每日天不亮便起身处理政务，往往至深夜方才歇息。用他的话说：“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朕岂敢贪图安逸？”
新朝甫立，万象更新。朱元璋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减轻赋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整饬吏治，重建科举……每一项都关乎国计民生。我作为太子，除了继续观政学习，也开始参与一些具体事务的讨论，比如协助李善长审核新的《大明律》草案，虽然大多时候只是旁听和学习。
朝堂之上，也不再是过去那种较为随意的氛围，而是充满了新朝的庄严气象。百官依品级着新式朝服，按班次站立，奏对有序。父亲朱元璋端坐龙椅，威仪日重，但偶尔在议及民生疾苦或前线战事时，仍会流露出昔日那种果决与急迫。
（承）
这一日，朝会之上，兵部尚书禀报北方军情，再次提及王保保与山西扩廓帖木儿可能联合之事。群臣议论纷纷，有主张暂缓攻势，先巩固已占之地的；有主张趁其联合未稳，速战速决的。
朱元璋静静听着，未置可否。待众人议论稍歇，他目光转向我：“太子，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心中一动，知道这是父亲在考校我。我出班奏道：“回父皇，儿臣以为，王保保与山西扩廓，虽同名，然未必同心。元廷内部倾轧已久，彼等联合，必各怀算计，难以真正协力。我军新朝初立，士气正旺，正当锐意进取。然用兵之道，在于知己知彼。徐达将军久经战阵，熟知敌情，父皇既已委以全权，不若令其临机决断，或战或抚，或分而化之，朝廷为其稳固后方，保障粮饷即可。”
我这番话，既分析了敌情，也表达了对前线将领的信任，同时强调了后勤的重要性。
（转）
朱元璋听罢，微微颔首：“太子所虑，不无道理。然朝廷亦不可全然置身事外。”他随即下达旨意：一方面，敕令徐达，授予其更大机断之权，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进攻方略；另一方面，加派工部工匠及医官随军，加强器械维修和伤病救治能力；同时，从江南再调拨一批粮草，由汤和负责押运北上，确保前线供应无虞。
这道旨意，既放权给将领，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显示出新皇统筹全局的能力。
退朝后，朱元璋特意将我留下，说道：“标儿，你今日在朝上所言，虽显持重，但能考虑到前线将领的难处和后勤的关键，已是进益。为君者，不仅要会用人，更要懂得如何支持人，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我躬身道。心中明白，帝王之术，远比想象中复杂。
（合）
新朝的机器高效运转起来。北方的徐达接到旨意后，上表谢恩，并详细呈报了他的作战计划：决定利用王保保与山西扩廓可能的猜忌，集中兵力，先打击态度相对摇摆的山西扩廓部，力求速胜，以震慑王保保。
而在应天，各项新政也在稳步推进。减轻赋税的诏书下达后，民间欢欣鼓舞；第一批由朝廷组织的移民，开始从地狭人稠的江南向山东、河南等地迁徙，开垦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一种新的秩序和希望，正在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上萌芽。
然而，就在朝廷上下为新政忙碌，北方战事按照计划推进之时，宫内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年轻翰林，因在记录时“用词不当，有损圣德”，被盛怒下的朱元璋下令廷杖，险些丧命。此事虽未掀起太大波澜，却让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龙颜之怒，是何等酷烈。父皇他，似乎与记忆中那个濠州城头的“吴国公”，有些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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