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机平稳地降落在牛德里英迪拉国际机场。
机舱门打开的瞬间，一股难以名状的热浪裹挟着浓烈的气息，如同一堵无形的墙，猛地撞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郑文和，这位一向注重仪表、沉稳内敛的京官，猝不及防之下，喉咙里竟发出了一声压抑不住的干呕。
他下意识地抬手捂住了口鼻，眉头瞬间拧成了一个川字。
紧随其后的杜铭，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也还是被这股气息呛得一阵头晕目眩。
这不是一种单一的臭味，而是一种层次极其丰富、堪称“史诗级”的复合型气味。
最先钻入鼻腔的，是类似腐烂蔬菜和过期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带着一丝甜腻的酸腐味。
紧接着，便是一股浓重的、仿佛下水道被整个翻了上来的沼气味，其中还夹杂着牲畜粪便的腥臊和劣质柴油燃烧不充分的刺鼻油烟味。
在这复杂的主调之下，似乎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焚烧垃圾所产生的塑料焦糊气味，在空气中弥漫不散。
这几种味道，以一种蛮横无理的方式，拧成一股绳，霸道地侵占了所有人的嗅觉神经。
它无孔不入，仿佛带着黏性和温度，不仅能被闻到，甚至能被皮肤“感受”到。
谈判组里一位年轻的女翻译，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眼眶也泛起了生理性的泪花。
众人快步走下舷梯，坐上了由阿三国外交部安排的专车。
车门关闭，空调开启，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总算被隔绝了大半。
郑文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依旧难看。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低声对杜铭说：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古代两国交兵，有时会用‘坚壁清野’了。光是这味道，就能削掉敌人三分的战斗力。”
杜铭没有说话，他的目光，正凝视着车窗外的景象。
他们正行驶在通往市区的公路上。马路本身还算平整，但路两旁的景象，却触目惊心。
视线所及之处，几乎看不到一块裸露的、干净的土地。
杂乱的贫民窟棚户，如同牛皮癣般，紧贴着公路边缘野蛮生长。
成堆的垃圾，在路边形成了一座座色彩斑斓的小山，几头皮肤松弛、肋骨凸显的牛，正悠闲地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
一条浑浊的、泛着黑绿色泡沫的排水渠，在路边蜿蜒流淌，散发着肉眼可见的“臭气”。
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赤着脚，在渠道边追逐嬉戏，似乎对这恶劣的环境早已习以为常。
空气中，始终漂浮着一层淡黄色的薄雾，让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压抑而又焦躁的氛围里。
汽车的喇叭声、人力三轮车的铃铛声、街边小贩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曲混乱不堪的交响乐。
杜铭的内心，没有丝毫的轻松。
他原以为，“雪谷大捷”带来的巨大优势，能让这次谈判成为一场轻松的“胜利之行”。
但当他亲身踏上这片土地，呼吸着这污浊的空气，目睹着这混乱的景象时，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感受，涌上了心头。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弱者，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极度混乱，却又蕴含着某种野蛮生命力的复杂对手。
这里的秩序，混乱到让人难以忍受；但这里的人，却又似乎能在这种极致的混乱中，找到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
“不要被表象迷惑。”杜铭轻轻地，对自己，也对身边的郑文和说，“越是这样的环境，越容易滋生出极端的民族自尊心和不按常理出牌的谈判风格。我们接下来的仗，恐怕不好打。”
郑文和闻言，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他收起了脸上最后一丝嫌恶，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而又凝重。
与牛德里肮脏混乱的城市景象相比，谈判桌上的交锋，在一种截然相反的、彬彬有礼的氛围中进行。
会议室里，空调温度适宜，红木长桌光可鉴人，双方代表西装革履，言辞间充满了外交辞令。
然而，在这层“文明”的表象之下，涌动的却是比窗外那条排水沟更加污浊的暗流。
谈判，陷入了僵局。
或者说，陷入了一种对方精心设计好的“胶着状态”。
阿三国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位名留着考究的银色胡须的老牌外交官，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耐心和韧性。
无论中方代表郑文和如何旁征博引，从历史法理到地缘现实，论证中方对“月牙谷”地区主权的合法性。
无论他如何暗示，被俘虏的上千名山地旅官兵，正在的后方“急切地盼望回家”……
阿三国的谈判代表都表现得“油盐不进”。
他们不否认战败的事实，甚至在私下场合，对杜铭策划的“雪谷奇袭”表达了职业军人式的“钦佩”。
但在核心利益上，他们寸步不让。
每当中方提出一个方案，他们都会以一种极其专业、极其详尽的方式，指出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然后，再抛出一个中方绝对无法接受的、荒谬的“对案”。
谈判，就在这种来回拉锯中，耗费了整整三天。
最让郑文和感到心惊的是，对方仿佛有一双能看穿他们底牌的眼睛。
每当郑文和准备在某个次要问题上稍作让步，以换取核心利益的突破时，对方总能先一步，恰到好处地在那个次要问题上，抛出一个看似“充满诚意”的微小让步，不大不小，正好堵死中方继续施压的空间。
三天下来，谈判取得的所谓“进展”，仅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早已是既成事实的边境管理细则。
他们达成的成果，刚好够郑文和写一份报告传回国内，显得他们“尽了力”，达到了中央定下的“最低目标”。
这是一种最折磨人的状态。对方就像一个精于算计的商人，只给你一点点甜头，让你不至于立刻掀桌子走人，但又死死地守住真正的货物，让你永远无法触及。
“就像是在和一个知道你全部底牌的牌手打牌，”郑文和在返回酒店的途中，疲惫地捏着眉心，对杜铭说，“我们每出一张牌，他都知道我们下一张想出什么。这种感觉，太憋屈了！”
谈判组的其他成员，也都垂头丧气，士气低落。那股在国内时“稳操胜券”的意气风发，早已被牛德里污浊的空气和磨人的谈判消磨殆尽。
杜铭，这几天在谈判桌上，几乎没有发言。他只是静静地听着，观察着，尤其是观察对方首席代表辛格的每一个微表情。
回到使馆专门为他们安排的、经过最高级别反窃听检查的楼层后，郑文和立刻召集了核心成员，进行闭门复盘会议。
“情况很不对劲！”郑文和的第一句话，就充满了焦虑，“我们的‘最低目标’，是外交部、军方和海西省委共同参与制定的，属于绝密信息。
但从阿三方面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完全掌握了我们的底线。
他们所有的策略，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底线来展开的——不断挑衅，但又绝不越过那条能让我们彻底翻脸的线。”
一位来自军方的代表，脸色铁青：“我同意郑司长的判断。他们就像是知道，我们真正的‘痛点’在哪里，所以才敢在战俘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有恃无恐！”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杜铭意识到了一个最可怕的可能——内部，出了问题。
那个在朔京“一号会议室”里，看似“天真”的提问，再次浮现在杜铭的脑海里。
宋清来……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那么，那次会议上讨论的所有内容，包括中方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如果底牌已经被对方知道了，那么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达到中方的战略预期。
他们无论如何努力，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对方“施舍”的一个，刚好能让北京方面“可以接受”的、惨淡的“平局”。
而这，对付出如此巨大代价、赢得了“雪谷大捷”的中国来说，无异于一种外交上的奇耻大辱！
“结束谈判！马上回国”杜铭果断说到。
杜铭“掀桌子”的提议，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到疲惫不堪的死水之中。
会议室里，起初是震惊，继而是此起彼伏的、压抑着的反对声。
“现在回国？这怎么行！”一位资深外交官立刻反驳道，“谈判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我们现在走了，不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吗？这在外交上是严重的示弱行为！”
“是啊，杜处长，”另一位成员也面带愁容地劝道，“我们虽然拿不到‘最高目标’，但努努力，保住‘最低目标’还是有希望的。
现在回去，万一局势失控，连这‘最低目标’都保不住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都是煎熬。早点签了，早点回家，不好吗？”
“就是，能交差就行了嘛……”
丧气、疲惫、思乡的情绪，如同病毒般在房间里蔓延。
大部分成员，已经被这几天的拉锯战耗尽了心力。他们宁愿接受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胜利，也不愿再承受这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在他们看来，杜铭的提议，不仅是疯狂的，更是对他们所有人努力的否定。
郑文和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凝重。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桌面。
作为小组长，他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他既能理解杜铭话中的深意，也无法忽视团队中已经濒临崩溃的情绪。
就在这片反对声中。
杜铭的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位同事的脸，将他们的疲惫、焦虑和不满，尽收眼底。
“各位，”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能让喧闹瞬间平息的力量，“大家的辛苦，我看在眼里。大家的委屈，我也感同身受。
没有人比我更想，拿着一份完美的协议，回到朔京，回到北京，向领导，向全国人民报捷。”
“但是，”他话锋一转，变得凌厉起来，“我们必须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在‘谈判’吗？”
他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道：“不！我们不是在谈判，我们是在被‘施舍’！
对方就像一个傲慢的富翁，因为在我们这里吃了亏，心里不服，所以每天从口袋里，漏出几个钢镚，扔在地上，看着我们，这些‘胜利者’，弯腰去捡！”
这番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每个人的脸上。那份憋屈和耻辱感，被他赤裸裸地揭开，暴露在空气中。
“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他们吃定了，我们比他们更想结束这场谈判！
他们吃定了，我们耗不起！他们吃定了，我们急着要一个‘能交差’的结果回去报功！”
杜铭的声音，陡然拔高：“各位，请记住！我们是‘雪谷大捷’的胜利者！我们手里，握着一个整编的、满员的精锐山地旅！
这是我们用智慧和勇气，换来的泰山一样的筹码！我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不是来这里‘乞讨’胜利的！”
他停顿了一下，给了大家一个喘息和思考的空间，然后，才抛出了自己的核心逻辑。
“现在回国，不是示弱，恰恰是示强！我们这一走，是把所有压力，都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
“我们要用行动告诉辛格，告诉他背后的所有人：
第一，我们不急。那上千名战俘，可以在我们的战俘营里，舒舒服服地过完整个冬天，甚至更久。但阿三国的国内，那些翘首以盼的家属，那些虎视眈眈的反对党，他们等得起吗？”
“第二，我们不怕谈崩。我们已经拿到了‘月牙谷’的实际控制权，这是既成事实！我们现在回去，等于告诉他们，今天桌子上的这点成果，我们不要了！你们看着办。
是想付出更大的代价，换回那点无关痛痒的细则，还是想让你们的王牌部队，彻底从编制里消失？”
杜铭的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在他们心头的迷雾，让他们重新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本质。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外交谈判，这是一场国运之争。
接受一个“刚好交差”的结果，看似是解脱，实则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是对“雪谷大捷”那场奇功的亵渎！
许久，郑文和那一直在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了下来。
他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眼神中，所有的疲惫和犹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决绝和坚定。
他没有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只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自己的秘书下达了命令。
“立刻联系使馆，协调军方。安排专机，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带着一丝歉意和决然，补充了一句。
“通知阿三国外交部，就说……我方代表团，团长身体不适，急需回国治疗。谈判，无限期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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