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开庭前一天的傍晚，陈砚正在律所整理庭审材料，陆瑶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她的声音带着刚跑完现场的急促，背景里还能听到街道的车流声：“陈律师，我刚从住建局了解到，宏业建筑公司最近在申请一个市政项目的投标资格，要是他们有未解决的欠薪纠纷，投标会被直接否决。你说，能不能用这个点给他们再加点压？”
陈砚握着手机的手顿了顿，随即眼前一亮。之前他只想着从法律层面应对宏业公司的否认，却没考虑到企业的“商业软肋”——对建筑公司来说，项目投标是生存根本，一旦因欠薪纠纷失去资格，损失远比支付82万欠薪大得多。“这个信息太关键了！”他语气难掩兴奋，“明天开庭前，我们可以先跟宏业公司的律师提一句，如果他们当庭否认欠薪，我们会把案件情况同步给住建局，影响他们的投标。”
“不止如此，”陆瑶的声音里透着专业的敏锐，“我想写一篇深度报道，把宏业公司的欠薪事实和投标计划联系起来，标题就叫《10名农民工讨薪半年：没合同，就没权益？》，既帮农民工发声，也让公众监督企业的‘诚信底线’。不过报道里会提到农民工的个人信息，我得先跟他们确认是否同意。”
“我现在就联系老郑，让他跟工友们沟通。”陈砚立刻挂了电话，拨通老郑的号码。电话那头，老郑听完后毫不犹豫地答应：“没问题！只要能要回工资，让更多人知道宏业公司的真面目，我们不怕露脸。陈律师，你跟陆记者说，需要我们配合采访，随时都行！”
第二天一早，陆瑶就带着摄影记者赶到农民工临时租住的民房。狭窄的房间里，十名农民工围坐在一起，老郑拿着那张皱巴巴的工资条，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经历：“我从去年十月干到今年三月，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下来，就盼着拿工资给孙子交学费，结果宏业公司一句‘没合同’，就把我们的血汗钱赖了……”
镜头扫过墙上贴着的孩子奖状、桌上的廉价降压药，还有堆在角落的旧工装，这些细节无声地诉说着农民工的困境。采访结束后，陆瑶对陈砚说：“这些素材很有冲击力，我会在报道里重点写，让读者看到欠薪不是‘数字纠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难题。”
上午九点，仲裁庭外，宏业公司的律师正跟负责人低声交谈。陈砚走过去，故意提高声音：“王律师，听说贵公司在申请市政项目投标？要是今天庭审后，仲裁委认定欠薪事实，我们会按规定把案件情况报给住建局，毕竟‘诚信经营’是投标的基本要求。”
宏业公司负责人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拉着王律师走到一边，两人嘀咕了几句。王律师回来时，语气明显软了下来：“陈律师，庭审时我们会‘客观陈述’，但农民工的工资标准还需要再核对，希望你们能拿出更明确的证据。”
陈砚心里有数，对方已经开始忌惮投标资格的问题，这会让庭审的压力小很多。
庭审开始后，王律师果然没再像之前那样强硬否认劳动关系，只是反复强调“工资条无盖章，无法确认金额”。陈砚当庭提交了新补充的证据——农民工的银行流水，显示2023年10月前，宏业公司每月都会向他们转账，金额与手写工资条一致；还有项目监理的书面证言，证明农民工的出勤天数和工资标准。
仲裁员看着证据，问王律师：“贵公司是否有相反证据，证明工资标准与申请人所述不符？”
王律师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宏业公司负责人坐在旁听席上，脸色越来越难看。
庭审结束后，陆瑶拦住刚走出仲裁庭的负责人，举着录音笔问：“请问贵公司是否承认拖欠农民工工资？后续打算如何解决？如果因为欠薪影响投标，贵公司会怎么处理？”
负责人脸色铁青，推开陆瑶就走，一句话也没说。
当天下午，陆瑶的深度报道就刊登在了本地晚报的民生版，还配上了农民工拿着工资条的照片和银行流水的模糊截图。报道里不仅详细讲述了欠薪过程，还引用了住建局的规定——“企业存在未解决的劳动纠纷，不得参与政府项目投标”，最后呼吁“企业应守住诚信底线，保障劳动者权益”。
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引发热议。本地论坛上，有网友留言“宏业公司这么大的企业，还欠农民工工资，太没良心了”，还有人晒出自己“曾被宏业拖欠工程款”的经历。更关键的是，住建局主动联系了陈砚，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说：“我们已经关注到报道，也收到了你们提交的案件材料，会暂停宏业公司的投标资格审核，直到欠薪纠纷解决。另外，我们会派人去宏业公司调查，督促他们配合仲裁，尽快支付工资。”
陈砚把这个消息告诉老郑时，老郑正在工地宿舍煮面条，听到后激动得差点把锅打翻：“太好了！住建局都出面了，宏业公司这次肯定跑不了！陈律师，陆记者，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没有你们，我们这些农民工根本不知道该找谁！”
陆瑶也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欣慰：“我刚接到报社的反馈，很多读者看到报道后，给我们提供了宏业公司其他欠薪线索，还有人愿意做志愿者，帮农民工收集证据。这就是媒体的意义吧——不仅能曝光问题，还能凝聚大家的力量，推动事情解决。”
陈砚笑着回应：“也是因为你抓准了‘企业软肋’和‘公众共情点’，报道才能这么有影响力。接下来，就等仲裁委的裁决结果了，有住建局和媒体的监督，宏业公司应该不敢再拖延。”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三天后，陈砚接到仲裁委的电话，工作人员语气有些为难：“陈律师，宏业公司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说是农民工在其他工地兼职的证明，主张‘他们的工资已经在其他地方领取，我司无需重复支付’。我们需要再开一次庭，质证这份证据的真实性。”
陈砚心里一沉，他立刻意识到，这又是宏业公司的拖延手段——所谓的“兼职证明”，很可能是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裁决时间，甚至在证据上找漏洞，否认欠薪。他拨通陆瑶的电话，把情况告诉她：“宏业公司提交了假证据，我们需要找农民工核实是否有兼职，还要收集证据反驳他们。可能需要你再帮个忙，要是能曝光他们‘伪造证据拖延’的行为，能给他们再加点压。”
陆瑶的声音瞬间严肃起来：“没问题！我明天就去采访农民工，写一篇续篇报道，标题就叫《讨薪再遇波折：企业提交‘兼职证明’，农民工称从未兼职》，让公众看看宏业公司是怎么耍手段的。另外，我可以联系司法鉴定机构的朋友，帮你们鉴定证据的真伪，尽快拿出反驳依据。”
挂了电话，陈砚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有些感慨。农民工欠薪案看似有了“媒体+行政”的助力，但宏业公司的抵抗也越来越激烈，接下来的质证庭审，会是一场更难的“硬仗”。他掏出手机，给团队成员发消息：“明天早上九点开会，准备质证庭审的材料，重点是反驳宏业公司的‘兼职证明’，收集农民工的考勤记录和其他工地的否认证言，不能让对方的阴谋得逞。”
此时的宏业公司办公室里，负责人正对着王律师发脾气：“怎么还没搞定？住建局都暂停我们的投标了，再拖下去，项目就没了！”
王律师连忙安抚：“老板别急，只要这次质证能拖延时间，我们再找机会跟农民工私下和解，给他们60%的工资，让他们撤诉。要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就继续上诉，拖到他们耗不起为止。”
负责人脸色稍缓：“行，就按你说的办，一定要尽快解决，别影响投标。”
一场围绕“真假证据”的较量，即将拉开序幕。陈砚不知道，这场较量背后，还有赵峰同伙的影子——那份“兼职证明”，正是赵律师通过非法渠道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宏业公司拖延，同时给陈砚的公益案件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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