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律所的会客区永远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陈砚刚结束一场商事谈判，西装外套还搭在臂弯里，就被前台小姑娘领着往咨询区走：“陈律师，有位阿姨等您快一小时了，说一定要找‘能帮老百姓说话’的律师，我给她推荐了您。”
他推开玻璃门时，先看到的是褪色的蓝色碎花外套——布料起了球，袖口却熨烫得平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文件夹，指尖因用力而泛白。听到动静，老人猛地抬头，眼里布满红血丝，像是刚哭过，又像是熬了无数个夜。
“您是陈律师吧？”老人声音发颤，起身时差点碰倒桌上的水杯，陈砚连忙上前扶住。落座后，老人没急着说诉求，反而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人穿着工装，笑容明亮。“这是我儿子李明华，十年前……被定了‘抢劫杀人’，现在还在监狱里。”老人的声音突然哽咽，“可他是冤枉的，陈律师，我找了十年律师，没人愿意接我的案子，您能不能……能不能帮我看看？”
陈砚接过照片，指尖触到照片边缘的磨损痕迹，显然是被反复摩挲过。他刚想解释“刑事案件申诉需要先看案卷材料”，老人已经急切地打开了塑料袋里的文件夹——里面装着一沓复印件，有判决书、裁定书，还有几张手写的申诉信，纸张边缘都被水洇过，字迹有些模糊。“这是我从法院复印的案卷，不全，但我看着里面有问题。”老人指着其中一张《物证鉴定报告》，“您看，案发时间是2014年3月15号，可凶器的送检时间却是3月18号，中间这三天，凶器在哪？会不会被人动过手脚？”
这句话让陈砚的职业敏感瞬间被点燃。他接过鉴定报告，仔细核对日期——案发时间确实是3月15日，而送检记录上的日期赫然是3月18日，中间间隔了整整72小时，报告里没有任何关于“凶器保管流程”的说明。按照刑事诉讼程序，作案凶器作为关键物证，应当在案发后24小时内送检，且需有完整的保管链条记录，防止污染或替换。这三天的空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阿姨，您先别急，我再看看其他材料。”陈砚安抚道，目光落在判决书上。判决书中认定李明华有罪的核心证据有三：一是案发地附近居民的“模糊证言”（称看到与李明华体型相似的人出现）；二是李明华案发前与被害人有过口角；三是从李明华家中搜出的“疑似作案工具”（一把水果刀，未检测出被害人血迹）。这些证据单独看都站不住脚，组合在一起更是缺乏关联性，完全不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定罪标准。
“当年办案民警说，我儿子不认罪就是‘态度恶劣’，可他真的没做过啊！”老人抹了把眼泪，从文件夹最底层拿出一张信纸，“这是他去年从监狱里写的信，说案发时他在外地打工，有工友能证明，可当年没人愿意去找那些工友。”陈砚展开信纸，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倔强：“妈，我没杀人，我等着出去的那天，您别放弃我。”末尾的日期是2023年12月，距离现在还不到半年。
他抬头看向老人，注意到她眼底的疲惫和执着——十年申诉，足以磨掉一个人的希望，可她还在坚持。陈砚想起自己刚入行时，周明远说过的话：“律师的价值，不是打赢多少高收费的案子，而是在有人需要时，能守住法律的底线，给弱者一点希望。”他原本当天下午要准备d公司的合规报告，此刻却毫不犹豫地说：“阿姨，您儿子的案子确实有疑点，我帮您梳理一下证据，先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老人听到这句话，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陈砚连忙扶住她，只听她反复说着：“谢谢您，陈律师，谢谢您……我就知道，总有律师愿意帮我们老百姓。”陈砚把她扶回沙发，给她倒了杯热咖啡，看着她双手捧着杯子，指尖还在微微颤抖，心里突然沉甸甸的——这杯咖啡，或许是她十年来收到的第一个“愿意帮忙”的信号。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陈砚逐页梳理案卷复印件，标注出可疑之处：除了凶器送检时间矛盾，还有“模糊证言”的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李明华的不在场证明未被核实、水果刀未检测出被害人血迹却被认定为“疑似作案工具”。他把这些疑点整理成清单，递给老人：“阿姨，您先把这些疑点记下来，我需要先向法院申请调阅完整案卷，还要去监狱见见您儿子，了解案发时的详细情况。不过……”陈砚顿了顿，还是如实说，“申诉案件周期长，而且可能没有任何收益，您要有心理准备。”
“我不怕等！”老人立刻说，眼神里重新燃起光，“只要能还我儿子清白，我再等十年也愿意。陈律师，律师费您放心，我就是去捡废品，也会凑给您的。”陈砚看着她坚定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他见过太多为了维权倾家荡产的当事人，却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他轻轻摇了摇头：“阿姨，律师费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证据。您先告诉我，您儿子现在在哪个监狱？我尽快安排会见。”
老人报出监狱名称，又补充道：“他叫李明华，在里面编号是，就是案发那天的日期，他说每次看到这个编号，都觉得是在提醒他，一定要洗清冤屈。”陈砚把编号记在笔记本上，指尖划过“”这串数字，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这不仅是一个案件编号，更是一个人十年的青春，一个家庭十年的等待。
送走老人时，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阳光透过律所的落地窗，洒在陈砚整理好的案卷复印件上。他拿起那份《物证鉴定报告》，再次核对送检时间，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不管这个案子有多难，不管要面对多少阻力，都要查下去。因为他知道，此刻在遥远的监狱里，有一个人正抱着最后的希望等待，而他，或许是那个能点燃希望的人。
当天晚上，陈砚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律所查阅类似错案的申诉案例。电脑屏幕上，一个个冤案平反的故事闪过，从“聂树斌案”到“张氏叔侄案”，每一个案例都充满了曲折，却也印证了“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他拿出手机，给周明远发了条消息：“周主任，我遇到一个十年前的疑似错案，想尝试申诉，可能需要所里的支持。”
很快，周明远回复：“先查，需要资源随时说。记住，做律师，别丢了初心。”看着这条消息，陈砚笑了笑，关掉手机，重新把目光投向电脑屏幕——咨询台后的意外线索，或许正是他职业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重新定义“法律人价值”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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