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元军的铁蹄踏碎江南的烟雨，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正躲在宁海的草庐中，对着案上的《资治通鉴》手稿潸然泪下。这是公元 1285 年，胡三省耗时三十余年的注本即将定稿，而他毕生守护的故国已在烽火中化为焦土。这部浸透了血与泪的注疏，终究没能等到南宋的光复，却在七百多年后，成为照亮华夏史脉的不灭灯火。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曾感叹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他或许未曾想到，三百年后会有一位学者，为这部鸿篇巨制倾注更多心血。胡三省自幼嗜读《通鉴》，十七岁时便为《资治通鉴》作注，后因战乱手稿遗失，遂 “发愤重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从青年到暮年，从临安的书斋到流亡的舟船，他的笔始终追随着司马光的史笔，在治乱兴衰的轨迹中，刻下属于华夏学人的精神印记。
与寻常注疏不同，胡注《通鉴》兼具考据的精审与家国的痛切。在《周纪一》“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 条下，他不仅考证 “三家分晋” 的年代谱系，更痛斥 “周之纪纲尽矣”，字里行间皆是对纲常崩坏的悲叹。当注到《唐纪》安史之乱时，他详述洛阳城破的惨状，注文忽然插入 “鸣呼！自唐室不纲，强藩悍将，陵轹王室”，这般由史及今的感慨，让冰冷的史料骤然有了温度。这种将学术考证与民族情怀熔铸一炉的笔法，使胡注超越了普通的工具书，成为一部寄寓孤臣孽子之心的史诗。
后世学者常赞胡注 “援据精博，考证详密”。他为厘清 “玄武门之变” 的地理方位，竟亲赴长安实地踏勘；为辨析 “均田制” 的施行细节，博采《魏书》《隋书》《通典》数十种典籍，这种 “一事之误，必反复辨正” 的治学态度，让散乱的史迹变得清晰可触。更难得的是，他在注中特意补全少数民族的源流、边疆地名的沿革，如在《汉纪》“张骞通西域” 条下，详述西域三十六国的方位与风俗，这些增补不仅拓展了《通鉴》的时空维度，更暗含着 “华夷一体” 的史识。
元人入主中原后，胡三省 “深自晦匿，不与世接”，却在注文中始终坚守着文化的尊严。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明言 “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这份对华夏道统的坚守，让这部注本成为乱世中的文化灯塔。当我们在注文中读到 “宋之亡也，民之死者多矣” 的泣血之笔，看到他刻意保留宋代官制的称谓，便知这部书早已超越了学术范畴，成为一位遗民对故国最深沉的祭奠。
七百多年来，胡注《通鉴》始终是读史者的津梁。王鸣盛称其 “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而顾炎武更在《日知录》中多次征引胡注，叹其 “综核古今，折衷至当”。这些赞誉道出了胡注的学术价值，可真正让其不朽的，是注文背后那股 “国可灭，史不可灭” 的精神气脉。
今日捧读这部注本，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震颤。当注到《晋纪》“永嘉之乱” 时，胡三省写下 “中国之祸，至是而极矣”，墨迹仿佛还带着未干的泪痕；注到《宋纪》“崖山之战” 时，他仅注 “宋遂亡” 三字，极简的文字里，藏着山河破碎的剧痛。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紧密相连的书写，让我们懂得：真正的史学从来不是冰冷的考据，而是用生命体温焐热的文明记忆。
掩卷沉思，窗外的月光正落在 “胡三省注” 四字上，忽然想起他在注本完成后写下的话：“区区小技，宁足为多？然窃有深愿焉，愿读是书者，如置身于当时之世，观其事之得失。” 或许，这便是胡注留给我们的启示：读史不仅是为知晓过往，更是要在治乱循环中，守住文明的火种。当我们在注文中辨认那些被战火熏黑的字迹，实则是在与七百多年前的孤臣对话，在史脉的长河里，接续那份未曾断绝的华夏魂。
注释特点
- 内容全面：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涵盖了文字训诂、历史事件背景、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诸多方面。如在注释地理名称时，会详细说明其古今变化和地理位置，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
- 校勘精审：胡三省在注释过程中，对《资治通鉴》的不同版本进行了仔细的校勘。他纠正了许多版本中的文字错误和讹误，为后人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文本。
- 见解独到：胡三省在注释中常常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见解。他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对历史进行反思，其注释不仅是对文本的解释，更是一种历史思考的体现。
后世影响
胡三省版《资治通鉴》为后人研究《资治通鉴》和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其注释内容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内涵，使这部史书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时，都会参考胡三省的注释，它成为了研究《资治通鉴》乃至中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宋·胡三省
古代每个国家都有史书来记录年代和事件，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虽然如今已无法再见到，但《春秋》经过圣人的删改修订，自周平王东迁后，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就像太阳和星星一样清晰明了。秦朝灭掉诸侯各国后，焚烧天下书籍，因为各国都有史书，其中多有指责讥讽秦国先人的内容，所以对这些史书痛恨至极。《诗经》《尚书》之所以能再次现世，是因为儒生们能将它们藏在墙壁之中。而各国的史书分别藏在各自国家，国家灭亡后，史书也随之消失，到汉朝时，只剩下《秦记》。太史公司马迁依据《春秋》写成《十二诸侯年表》，依据《秦记》写成《六国年表》，对于夏、商、周三代则写成《世表》。当时，黄帝以来的《谍记》还存在，上面都记有年代数字，司马迁考察其中的历法、谱牒以及五德终始的传承，发现都与古代文献多有不同，并且说：“孔子编订《尚书》，其中很少有年月记载；即便有一些，也大多缺失。孔子不加以编排整理，大概是他行事谨慎的缘故。”司马迁秉承孔子的意思，所以他记载三代历史时，用世系而非年代。汲冢出土的《纪年》，是在晋太康初年被发现的，按照年代依次编排，起始于夏、商、周，结束于魏哀王二十年，这是魏国的史书，逃脱了秦朝焚书的厄运而被晋朝得到，司马迁没来得及见到。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分为纪、表、书、传、世家等体例，自班固以下都无法更改，虽然用本纪来纪年，但记事简略，因为相关事件在志、传中有详细记载，本纪简略也是合适的。从荀悦的《汉纪》以后，以编年形式记事的作者，每个时代都有。唯独梁武帝的《通史》多达六百卷，侯景之乱时，王僧辩平定建业，将其与文德殿的七万册书籍一起西运，江陵沦陷时，这些书都被焚毁。唐朝四库藏书里，编年体史书有四十一家，共九百四十七卷，其中王仲淹的《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照《春秋》义类所写的传有一百卷，都已失传。如今这四十一家的书，留存下来的也没几部了。在史学着作中，以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史书为正史，编年体史书排在其次，大概是因为纪传表志类史书盛行，编年体史书只是作为乙库收藏的备用书籍罢了。 宋朝英宗皇帝命令司马光整理编排历代君臣的事迹，写成一部编年体史书，神宗皇帝认为此书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为它作序，阐述其创作的缘由和立意。司马光的本意，是专门选取那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祸福，善的可以作为效法榜样，恶的能够成为警戒的事例，来编写这部书。治平、熙宁年间，正是司马光与众人就国家事务相互争论是非的时候。像萧规曹随那样关于政令统一的辩论，都无法胜过主张变法之人的言辞，司马光于是被分司到西京洛阳，不再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专心致力于书局的事务。他心中的忠愤感慨难以抑制，于是在书中写下对智伯才德的评论、对樊英名实的见解、唐太宗君臣关于音乐的讨论、李德裕与牛僧孺争夺维州事件之类的内容。甚至连黄幡绰、石野猪的诙谐言语，他也写信告知书局官员，想要记录下来以作警示，他的这些细微用意，后人并不能完全了解。编年体史书又岂是毫无意义的呢！ 世上的论者大多说：“经书用来承载道理，史书用来记录事件，史书与经书不可相提并论。”然而道理无处不在，散布在各类事件之中，通过事件的得失成败，可以知晓道理历经万世都不会有弊病，史书难道可以轻视吗？作为君主，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想要治理好国家却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根源，厌恶祸乱却不知道防范祸乱的方法。作为臣子，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对上无法侍奉君主，对下不能治理百姓。作为子女，如果不知道《资治通鉴》，那么谋求自身发展必然会辱没祖先，做事也不足以给后人留下榜样。至于用兵作战、创建法令制度，如果不了解古人成功的经验，不借鉴古人失败的教训，那么就会想要取胜却遭遇失败，图谋利益却招来祸害，这是必然的结果。 孔子编订《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到《文侯之命》为止，并将其与秦国相关联，鲁国的《春秋》则起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到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毒害智伯的事件为止，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了赵国兴起、智氏灭亡的事，放在前面。由此可见，孔子编订《尚书》并创作《春秋》，资治通鉴》的创作实际上是《春秋》和《左传》而来的。 司马光广泛阅读旧有的史书，还从旁采录小说，挖掘隐微的事迹，汇聚编纂成这部书，实在是辛苦了。而编写书籍时，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三国到南北朝部分由刘恕负责，唐代部分由范祖禹负责，都是依据他们各自的专长来分配任务，他们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历经十九年才完成。这部书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迹合为一部，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心思、耳目所能完成的呢！ 司马光自己说：“《资治通鉴》编成后，只有王胜之借去读过；其他人还没读完一页，就已经打哈欠、伸懒腰，想要睡觉了。”这部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的书，都有人没能全部读完。至于《考异》三十卷，是用来参校订正各种书籍异同，使内容归于统一的。《目录》三十卷，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不仅能让众多国家杂乱记录的事件清晰区分，前代历法的变更、天文现象的异常，都实实在在地记载在《目录》上方，这难道能当作普通的书籍目录来看待吗！
我父亲对史学极为专注。淳佑癸卯年，他开始患上鼻出血的病症，但读书仍片刻不停，鲜血洒落在史书上，那些血迹至今还留在书上。父亲常常对我说：“《史记》《汉书》从服虔、应劭到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注解已经很多了。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裴松之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虽然偶尔有字词读音和释义，但实际上更多是为了增添不同的见闻，补充不完备的地方，以显示学识渊博。像为《晋书》作注的杨正衡，为《新唐书》作注的窦苹、董冲，我觉得他们的注解没什么可取之处。徐无党为《新五代史》作注，只是粗略地讲了讲欧阳修着书的书法义例，其他方面就没涉及了。《资治通鉴》此前有刘安世的《音义》十卷，但世间没有流传下来。《释文》原本出自蜀地的史炤，冯时行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印的版本又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的《释文》，与史炤的版本大同小异。司马康在书局担任检阅官，按说他能得到司马光的亲身教诲，又与刘攽、范祖禹等诸位先生一起研讨学习，不应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我怀疑海陵版的《释文》并非司马康所作。你能不能对这些进行刊订校正呢？”我恭敬地拱手回答：“我愿意学习去做这件事。” 乙巳年，父亲去世，我既要为家中事务操劳，又要忙于科举之事，但史学方面的学习一直不敢荒废。宝佑丙辰年，我考中进士，这才得以全力投入到对《资治通鉴》的研究中。我外出为官，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部书；遇到有不同寻常的书籍或对史学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前去请教订正。我依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整理编订为《广注》九十七卷；还写了十篇《论》，从周到五代，大致叙述了各朝代兴衰的主要情况。咸淳庚午年，我从淮河沿岸回到杭州，延平的廖公看到我的着作后十分认可，以礼相待，把我请到家中，让我为他的子弟校对《资治通鉴》，我为此写了《雠校通鉴凡例》。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似道丞相。德佑乙亥年，我在江上从军，所提建议总是不被采纳，不久军队溃败，我从小路回到家乡。丙子年，浙东地区开始骚乱，我前往越州新昌避难，老师和随从也跟着去了，家眷因此得以幸免，但我的书稿却丢失了。战乱平定后我回到家中，又重新购买了其他版本继续作注，开始把《考异》以及我所做的注释分散融入到《资治通鉴》的相应文字之下；历法、天文方面的内容，则按照《目录》所记载的，在旁边附上注释。一直到乙酉年冬天，才最终完成全书的注释。书中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地名的异同、州县建置的离合变化、制度的沿革损益，都详细地阐述了原因。像《释文》中错误荒谬的地方，我都加以改正，还写了《辩误》十二卷。 唉！为《汉书》作注的人很多：晋灼汇集服虔、应劭的释义，并辨析其恰当与否；臣瓒汇总各家的说法，并用自己的见解进行反驳。到了颜师古新的注解，又讥讽服虔、应劭的注解疏漏紊乱之处很多，苏林、晋灼的判断太少，指责臣瓒的注解有差错，诋毁蔡谟的注解相互矛盾，自认为已经穷尽根源，融会贯通，精心诠释，不再有遗憾；然而刘氏兄弟对颜师古的批评，就如同颜师古批评前人一样。人很难察觉到自己的不足，前人注解的失误，我能看出来，可我自己注解的失误，我却无法察觉。再者，古人注解书籍，文字简洁但意思明了；如今我所作的注解，虽然内容广博，但要做到简洁，我还没能做到。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学问精深的儒者和老师都相继离世，我已经无从请教订正。有人鼓励我去北方学习，唉，我确实有这个志向，然而我已经衰老了！
在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中，经常引用以下几人的注：
师古：通常指颜师古。颜师古是唐代着名的经学家、史学家，他在经学、史学、训诂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 。胡三省常引用颜师古的观点、注释来解释字词、地名、典章制度等内容，借助颜师古的学术成果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资治通鉴》中涉及的历史知识、文字含义。例如对一些汉代的地名、官名等进行解释时，就会引用颜师古对《汉书》的注疏内容，因为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其对汉代相关知识的阐释具有权威性和重要参考价值。
裴松之：南朝宋时期的史学家，以注《三国志》而闻名。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广采博引，补充了大量史实，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更加丰富全面。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常常借鉴裴松之的观点和补充的史料，以深化对三国时期历史的阐释。比如在涉及三国人物事迹、历史背景等内容时，会引用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使读者能获取更多的历史细节和不同视角的解读 。
杜预：西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他着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左传》作为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对研究先秦历史至关重要。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中相关的先秦历史部分，以及涉及《左传》中的典故、礼仪、制度等内容时，经常引用杜预的注解。杜预对《左传》的解读和阐释，为胡三省理解和注释相关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帮助读者理解春秋时期复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以及背后的文化制度 。
司马贞：唐代史学家，着有《史记索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若涉及《史记》中记载的人物、事件、制度等，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有相关解读时，会引用司马贞的观点。通过引用司马贞对《史记》的注释，能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资治通鉴》中所涉及的早期历史内容，丰富对历史的认知 。
张晏：东汉时期学者，曾为《汉书》作注。《汉书》是记载西汉历史的重要典籍，胡三省在注释《通鉴》中与西汉历史相关的内容时，有时会引用张晏对《汉书》的注解。张晏的注释对《汉书》中的字词、史实、典章等进行了解释，胡三省借助这些解释，帮助读者理解《通鉴》中相关西汉历史部分的疑难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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