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被迫正式“吸纳”进了这个名为“泽姆利亚”（俄语“土地”之意）的庞大军事化幸存者基地。
预想中的虐待和残酷折磨并未立刻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格、有序，甚至带着某种扭曲公平的秩序。
他们被拆散，根据各自的能力被编入了不同的生产小组，开始了在这座钢铁堡垒内的新生活。
陆雪和艾琳娜博士凭借其无可替代的医疗和病毒专业知识，被直接编入了基地的医疗组。她们被安置在由原机场医疗室改造而成的诊疗区内，这里条件相对最好，有基本的消毒设备和从周边医院搜集来的药品储备。
她们不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但需要负责处理基地人员的日常伤病，以及更重要的——研究应对“大变异”感染的相关医疗方案，她们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待遇，居住条件稍好，食物配给也略有倾斜。
莎拉和她的大女儿艾米，被编入了农业组，她们的工作地点是机场边缘那些巨大的、用废旧框架和玻璃搭建起来的温室，以及被清理出来、施加了层层防护的室外种植区。主要负责照料土豆、耐寒蔬菜和一些用于榨油的作物。工作是繁重的，但也是在阳光下，相对于其他体力劳动，算是“好岗位”，这也是营地所有女人大多从事的劳动，还有一些负责煮饭和洗衣。
乌人的伙食则由他们自己的女人专门负责。
·霍云峰、孙工和李建国，凭借其机械维修和工程技能，被编入了技术工程组。他们被安排在机场的一个大型维修机库内，这里堆满了各种待修理的车辆、发电机和机械设备。他们的任务是让这些关乎基地运转的“铁疙瘩”重新活过来。虽然失去了自由，但能与熟悉的机械打交道，暂时远离直接的监视，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丝喘息之机。
·马库斯、小陈以及五名原波兰士兵，因为强壮的体魄和军人背景，被编入了劳力组（内部戏称为“建设兵团”）。这是最辛苦的组别，负责基地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挖掘壕沟、加固围墙、砍伐木材、清理废墟、搬运物资……他们被严格管理，行动受到更多限制，但也因此更能接触到基地防御工事的细节和日常运作的流程。
两个孩子，亚当和希望没有安排具体工作，但被要求待在划定的“生活区”，由基地统一组织的、由一些年长幸存者负责的简易“学堂”进行看管和基础教导，内容主要是语言（俄语）和基地守则，他们也会帮助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团队的成员们惊讶地发现，“泽姆利亚”基地并非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由仇恨驱动、充满压迫的奴隶集中营，这里的氛围复杂而矛盾。
多民族混杂： 基地里并非只有乌克兰人，他们看到了许多立陶宛面孔的平民在田间劳作，一些白俄罗斯口音的人在维修车间充当助手，甚至还有少数来自其他东欧国家的幸存者。
这些“非乌裔”成员占据了农业、部分技术和普通劳力的岗位，他们沉默地工作，换取生存所需的食物和庇护。
表面上，他们与乌人幸存者相处得似乎还不错，至少在共同劳动时会有简单的交流，分享一些自制的烟叶或是关于天气的抱怨。
食物是统一配给的，种类单调但能维持基本生存：每天定量的、掺杂了麸皮的黑面包，一碗通常是土豆、胡萝卜和少量卷心菜熬煮的菜汤，一勺土豆泥。
肉类极其罕见，通常只在重要节日或作为特殊奖励时才会出现。
然而关键的差异在于贡献度奖励制度，完成额定工作只是基础，如果有人做出了突出贡献，就能获得额外的奖励，这通常是一份的肉干、珍贵的白糖、一块巧克力，或者是最受欢迎的——烈酒。
陆雪和艾琳娜的机会很快到来，一名在巡逻中被轻微咬伤（非变异体，可能是野兽）的乌克兰士兵出现了严重的伤口感染和高烧，基地原有的医生束手无策。
陆雪和艾琳娜利用有限的药品，结合艾琳娜对病原体的理解，成功控制住了感染，挽救了这名士兵的生命。
为此她们获得了一条风干肉作为奖励。当晚，她们将这条肉干仔细地撕成丝，混入菜汤里，让团队里的每个人，尤其是孩子们，都尝到了久违的肉味。
孙工的技术也很快得到了证明，一辆对基地运输至关重要的轮式装甲车变速箱故障，基地的技师们折腾了几天都修不好。孙工仔细检查后，利用机库里能找到的零件，巧妙地加工了一个替代部件，竟然让这辆“死车”重新动了起来。
这个贡献为他赢得了半瓶伏特加的奖励，在某个寒冷的夜晚，几个男人躲在机库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传饮着这半瓶烈酒，灼热的液体不仅温暖了身体，更暂时麻痹了思乡的痛苦和对未来的忧虑。
尽管基层存在融合，但基地的权力核心和武装力量，完全由乌人掌控。从彼得连科上校到最底层的巡逻士兵，从各职能部门的主要管理者到纪律纠察队，所有涉及指挥、作战、安保和最终决策的位置，看不到任何非乌裔面孔。
这是一种清晰的等级制度——乌人是“主人”和“保护者”，而其他民族的人，包括现在的团队，是“被吸纳者”和“劳动者”，他们用劳动换取生存权和保护，但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力与他们无缘。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白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劳作，听着机场上空呼啸的风声和远处传来的训练口令。晚上他们回到拥挤但还算暖和的营房（不同组别居住条件不同），分享着一天的经历和偷偷观察到的信息。
他们看到这个基地在高效运转：农业组在努力扩大生产，技术组在尽力维护和改造装备，劳力组在不断加固防御，甚至还有专门的小队外出执行侦察或搜寻任务，整个“泽姆利亚”仿佛一个巨大的蜂巢，每个个体都在为集体的生存而忙碌。
这里没有无缘无故的鞭打，没有随意的处决，也没有邪教般的狂热仪式，一切都遵循着看似理性的计划和规则。
这种“正常”反而让霍云峰等人更加不安，因为这表明，控制这里的并非一群疯狂的暴徒，而是一个有着明确长期目标、懂得可持续管理和利用人力资源的组织。
他们的仇恨是冰冷的、理性的，他们的奴役是系统性的、披着“贡献与回报”外衣的。
马库斯在劳力组里默默记录着巡逻队的换班时间和路线；霍云峰在维修车辆时，偷偷留意着燃油库的位置和守卫情况；卡齐米日则利用语言优势，试图与一些非乌裔的、看似对现状不满的幸存者建立更深的联系。
他们被迫融入了这个营地，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正在逐渐成为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但内心深处，回家的渴望从未熄灭，他们像潜入深水的潜水员，一边适应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翼翼地收集着每一丝可能帮助他们挣脱束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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