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内的粮市又起了骚动。
卖米的商贩将竹筐往地上重重一磕，籼米在筐里簌簌作响，却挡不住他粗哑的嗓门：“不是某家要涨价，是库房里实在没米了！前日里官差又来征调，说是要送往前线，你让某家拿什么卖给诸位？”
围着的百姓顿时炸开了锅。穿粗布短打的汉子往前挤了半步，手里攥着几枚磨得发亮的五铢钱，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王掌柜，上月你还说囤着三仓米，怎么这就没了？莫不是想趁机发国难财？”
“发国难财？”王掌柜冷笑一声，掀起罩在筐上的麻布，露出底下浅浅一层米粒，“你去城西粮仓看看，那里的粮囤早空了一半！去年秋收本就欠收，今年开春又遭了蝗灾，地里的麦子刚灌浆就被啃得只剩杆，官府不从咱们这些商户手里征，难不成去天上摘？”
人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叹息。站在后排的老妇用帕子擦了擦眼角，她怀里揣着的布包里，只有一小捧糙米，是今早天没亮就去排队才买到的。三个月前，她的小儿子被征去当了兵，临走时还笑着说等打了胜仗就回家娶媳妇，可上周从前线传来的消息，说是在沓中遭遇了魏军突袭，那支队伍……没了。
这样的场景，近来在成都已是常态。
自诸葛丞相过世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虽延续了休养生息的方略，可姜维九伐中原，终究像一把钝刀，一点点割着蜀国本就单薄的家底。到了景耀年间，连最迟钝的百姓都能感觉到，日子越来越难了。
光禄大夫谯周站在粮市对面的茶楼里，隔着窗棂望着这场骚动，眉头拧成了疙瘩。他刚从宫中出来，后主刘禅召集了几位老臣，商议如何应对魏军的步步紧逼。可朝堂之上，除了争论该派谁去镇守阳安关，便是哭诉军粮筹措不易，竟无一人提及，为何短短数月，魏国的大军便能从祁山一路打到剑门关外。
“谯公，您看那边。”随从指向街角，几个身披铠甲的士兵正将一辆板车上的陶罐搬下来，罐口封着红布，上面印着“军器监”三个字。可仔细看去，那些陶罐的陶土粗糙不堪，边缘还留着未打磨的毛刺。
谯周的脸色沉了下去。他曾兼任过军器监的职事，清楚烧制箭簇、甲胄的陶范需用细泥反复淘洗，这般粗制滥造的东西，怕是用不了几次就会开裂。可如今，连军器监都开始偷工减料了——不是工匠不愿用心，是府库里的好陶土早就用完了，只能用城郊挖来的劣土凑数。
这便是蜀国的症结所在：不是缺良将，不是缺谋臣，而是缺支撑这一切的根基——民力与人心。
他想起二十年前，诸葛丞相第一次北伐时，成都的粮市何等热闹。那时虽也有征兵征粮，可百姓脸上带着盼头，街头巷尾都在说，等丞相收复了中原，就能回到故土。可一次又一次的北伐，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耗光了府库，也耗光了那份盼头。
去年冬天，他去巴郡巡查，见沿途的村落十室九空。有个七十岁的老汉拄着拐杖拦路，哭着说家里的三个儿子都被征走了，小孙子才五岁，却要跟着他去地里挖野菜。“大人，不是俺们不愿为国效力，”老汉的眼泪混着鼻涕淌下来，“是实在没力气了啊……”
那时谯周便知，蜀国的气数，怕是要尽了。
回到府中，谯周将自己关在书房，铺开竹简。他想写一篇奏疏，劝后主暂避锋芒，或许还能保全蜀地百姓。可提笔许久，墨汁在笔尖凝结成块，终究没能落下。他知道，此刻说这些话，只会被斥为动摇军心。可不说，难道就看着这千里沃野，变成血流成河的战场？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已是三更天了。谯周走到窗前，望着天边那轮残月，忽然想起建安十九年，先主刘备入蜀时的情景。那时的成都，城墙上插满了刘字大旗，百姓们提着酒浆出城迎接，说终于盼来了仁德之主。
不过四十余年，竟已物是人非。
他轻轻叹了口气，将竹简收起。或许，有些结局，早已在一次次征兵的名册里，在一次次加征的赋税里，在百姓日渐黯淡的眼神里，注定了。
粮市的骚动不知何时平息了，只剩下王掌柜收拾摊位的声响。远处的军营里，传来阵阵操练的呐喊，却显得格外疲惫，像是强撑着的困兽在低吼。谯周知道，用不了多久，这座城，这片土地，就要迎来一场无法避免的风暴了。而风暴过后，留下的，或许只有百姓的哭声，和史书上一句轻飘飘的“蜀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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