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华渊银行与本地华商银行合作，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低息信贷”业务，打破了汇丰银行长期垄断的信贷市场，这让英资财团极为震怒，随即发动了金融围剿。
首先是信贷封锁。汇丰银行联合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英资银行，要求香港各大企业不得与华渊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否则将停止提供信贷支持；同时，它们收紧对与华渊集团有业务往来的中小企业的贷款，甚至提前收回部分贷款，试图通过切断资金链，逼迫中小企业与华渊划清界限。
接着是汇率狙击。华渊银行推出港元与南洋货币的直接兑换业务，绕过了汇丰掌控的汇率中间环节，降低了商户的兑换成本。英资银行随即联手操控汇率，在华渊银行进行兑换业务的高峰期，突然大幅压低南洋货币的兑港元汇率，导致华渊银行出现短期亏损。
徐渊的反击精准而凌厉。他一方面动用华渊集团的巨额自有资金，为合作的中小企业提供“过桥贷款”，解决其资金周转难题，稳住客户群体；另一方面，联合南洋的华人银行，建立“货币兑换联盟”，集中资金储备，抵御汇率波动风险。
更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汇丰银行的一个软肋：当时汇丰大量资金投入战后欧洲重建，香港本地的现金储备相对不足。徐渊暗中组织合作商户，集中到汇丰银行提取现金，引发了小规模的“挤兑风波”。虽然风波很快被汇丰平息，但也让其元气大伤，不得不收敛对华为银行的打压。
与此同时，华渊银行推出“存款送保险”服务，与南洋的保险公司合作，为存款客户提供财产保险，吸引了大量市民存款，资金实力迅速增强。最终，英资财团的金融围剿以失败告终，华渊银行不仅存活下来，还成为香港中小商户最信赖的金融机构之一。
英资财团在南洋拥有庞大的原料供应网络，尤其在橡胶、锡矿、棉花等工业原料上占据垄断地位。为了遏制华渊集团的工厂生产，它们联合南洋的英资种植园和贸易公司，切断了徐渊的部分原料供应。
怡和洋行通知旗下的南洋橡胶种植园，不得向华渊集团出售橡胶；太古则垄断了香港的棉花进口渠道，让华渊纺织厂面临“无米下锅”的困境。短期内，华渊的工厂产能下降了三成，不少订单无法按时交付。
徐渊早有准备。他多年前在南洋经商时，就与当地的华人种植园主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接到英资封锁的消息后，他立即派专人前往南洋，与华人种植园主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以高于英资的收购价，确保橡胶、锡矿等原料的稳定供应；同时，通过缅北的贸易渠道，从印度、缅甸进口棉花，绕开太古的封锁。
更狠的是，徐渊联合南洋的华人商户，发起了“抵制英资原料”运动，号召当地商户优先采购华人种植园的原料，再转售给香港的华资企业。这一运动不仅让英资种植园的原料滞销，还导致其价格大幅下跌，反过来影响了英资旗下工厂的生产成本。
最终，英资财团不得不解除封锁，重新与华渊集团谈判供货事宜。徐渊借此机会，要求英资降低原料售价，并承诺保证供应稳定性，这场原料供应争夺战，以徐渊的全面胜利告终。
几番交锋下来，英资财团彻底明白，徐渊这条“过江猛龙”绝非轻易能被打压或排挤的。而徐渊也通过这些博弈，不仅巩固了华渊集团在香港的地位，更打破了英资财团对香港经济的长期垄断，为华人资本在香港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继续，但香港的经济格局，已悄然改变。
时间在你来我往的商业斗争中快速流逝，连续半年的多线交锋，让英资财团与徐渊都陷入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怡和的南洋贸易额持续下滑，太古的纺织业务亏损扩大，汇丰因挤兑风波声誉受损；而华渊集团虽节节胜利，却也面临着港府隐性的政策限制、原料供应偶尔中断的困扰，以及扩张速度被迫放缓的压力。香港的商界氛围愈发紧绷，中小企业主惶惶不安，普通市民也感受到了物价波动、就业不稳定的影响。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商业竞争范畴，演变成了对香港经济秩序的重新洗牌。英资财团逐渐意识到，徐渊背后有华人资本、内地资源与缅北军事力量乃至隐藏极深的美国财团的支撑，绝非能被轻易驱逐的“外来者”；而徐渊也清楚，英资财团深耕香港百年，与殖民当局的联系盘根错节，想要彻底取代其地位，短期内难以实现。继续对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让第三方势力渔翁得利——无论是虎视眈眈的港英政治部，还是蠢蠢欲动的其他国际资本，都在等着坐收其成。
率先释放和解信号的，是汇丰银行董事长安德鲁·邓肯。他通过香港总商会的华人副会长牵线，向徐渊递出了一张私人晚宴的邀请函，地点选在汇丰银行顶楼的私人会所，避开了所有媒体的视线。
晚宴当天，徐渊身着黑色中山装，带着两名贴身护卫如期赴约。会所内灯光柔和，长条餐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西餐与红酒，约翰·凯瑟克、詹姆斯·斯莱特等英资财团核心人物悉数到场，气氛虽仍有疏离，却没了往日的剑拔弩张。
“徐先生，香港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我们都一样。”安德鲁·邓肯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过去的分歧，或许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不够深入。”
徐渊端起红酒杯，轻轻晃动：“邓肯先生说得对，对抗没有赢家。华渊集团来香港，是为了发展，不是为了颠覆。”
这场闭门晚宴持续了三个小时，没有记者记录，没有官方声明，却敲定了影响香港商界多年的“妥协协议”。
首先在业务边界上划定核心领域的“楚河汉界”。
英资财团承认徐渊在民生实业（纺织、食品、医药）、南洋新兴航线、中小商户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合法地位，承诺不再通过原料封锁、价格战、政策游说等方式进行打压；同时，徐渊也承诺，华渊集团将暂时放缓对航运核心干线、高端写字楼租赁、大型金融信贷等英资传统优势领域的渗透，不主动争夺英资已有的长期合作客户。
双方约定，中环的华渊中心项目可正常推进，但建筑高度不得超过怡和大厦，且高端酒店板块需与太古旗下的酒店品牌达成部分客源共享协议；华渊航运可继续运营南洋偏远港口航线，但不得染指香港至欧洲、美洲的核心远洋线路，怡和、太古则取消对华渊航运的停泊费歧视，保证其正常装卸时效。
其次是资源共享，建立有限度的合作机制。
为了降低双方的运营成本，英资财团与华渊集团达成了部分资源共享协议：汇丰银行将为华渊集团提供一定额度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用于工厂扩建与设备更新；怡和、太古则开放部分码头仓储资源，供华渊集团存放货物，收取合理费用；徐渊则承诺，通过南洋渠道为英资财团提供稳定的橡胶、锡矿等原料供应，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2%~5%。
在金融领域，华渊银行与汇丰银行约定，互不发起挤兑、汇率狙击等恶性竞争，华渊银行的准备金比例按港府统一标准执行，汇丰则不再阻挠华渊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此外，双方还同意共同出资，成立香港中小企业扶持基金，既为徐渊赢得了民心，也让英资财团挽回了部分声誉。
然后就是公关权力上的默契，大家一起对港府政策施加促进各方发展的共同影响。
英资财团与徐渊达成了一项隐性默契：未来在港府政策制定上，将形成“共同发声”的机制。对于有利于香港经济复苏的政策（如减税、简化审批），双方将联合游说港府推进；对于可能损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如过度增加监管、提高税收），双方将共同抵制。
英资财团利用其与港府高层的密切关系，为华渊集团争取更公平的政策待遇，不再随意设置审批障碍；徐渊则利用其内地与南洋的资源，帮助港府解决部分民生难题（如粮食供应、疫病防控），间接减轻英资财团的社会压力。这种默契，让港英当局意识到，两大势力已形成制衡，再也无法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掌控局面。
晚宴结束时，安德鲁·邓肯与徐渊握手道别，指尖的力度传递着彼此的试探与认可。“希望我们能为香港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邓肯说道。徐渊微微一笑：“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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