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何茂才递交的徐氏实业在上海的产业资料汇总，徐渊又从书柜中取出大姐从苏州带过来的徐家祖业资料。
徐明远祖籍苏常道吴江县，徐家在前清本身就是数得着的大地主，后来经商积累到不菲身价又大量购买周边土地，到了民国，徐家已经成为了拥有7000余亩土地的地主。
民国时期的土地占有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但大多数地主的土地规模有限。一般“小地主”多为几十亩到几百亩；“中地主”多为几百亩到两千亩；超过两千亩即可称为“大地主”，而5000亩以上已属“顶级大地主”，全国范围内数量极少（尤其在人口密集、土地开发程度高的江南地区）。
苏州所在的苏南地区，因明清以来便是“人多地少”的富庶之地，土地分割细碎，徐家单户地主拥有7000亩土地，相当于直接控制了数个村庄的全部耕地，其规模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属罕见，可与北方的“军阀地主”（如曹锟家族）、南方的“官僚地主”（如后来孔宋家族在部分地区的土地）相提并论。
江南（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府）是传统农业精耕区，土地亩产高（水稻亩产通常在200-300斤），但人均耕地少（民国时期苏州人均耕地不足1.5亩）。7000亩土地若集中在苏州周边，可覆盖多个乡镇，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收益，更附带对佃农的人身控制（“永佃权”“押租制”下的依附关系）和地方社会影响力（参与乡绅治理、掌控地方公益资源），徐家在这里社会地位远超一般商人或者中小官僚。
现在这个时期地主的土地收益主要来自“地租”（分“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江南以实物地租为主，尤其水稻产区），具体收益需结合地租率、亩产、作物类型等因素估算。
徐家土地集中的吴江地区以种植水稻（一季稻为主，部分地区有双季稻）为主，大部分是中等肥力的水田。水稻亩产约250斤（稻谷），江南普遍实行“分成租”或“定额租”，分成租多为“对半分”（地主与佃农各得50%），定额租则按亩产的40%-60%收取，徐明远根据具体情况两种方式并行。
徐家作为地主需承担土地税（约占地租的15%）、管理成本（如账房、催租人员酬劳）等，扣除后实际收益约为地租的80%。
账目上是过去的1924年的统计，7000多亩土地产出斤稻谷。江南稻谷价格（约1银元可买30-40斤稻谷）计算，实际收益（扣除税费等）折合银元约元。
当时普通上海工厂工人月薪约15银元，年工资约180银元；小商人年利润多在数百银元上下。7000多亩土地的年收益相当于百十个工人的年薪总和，足以支撑一个大家族的奢华生活。此外，地主常通过“押租”（佃农预付押金）、“加租”（丰年提高租率）、放高利贷等方式额外获利，实际收益可能更高。
作为苏州周边的“顶级大地主”，哪怕这些来自于土地上的收益相对于在上海滩经营实业的利润，不过一个零头，也足以使徐家成为地方上的经济寡头，甚至影响区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
至于徐家如何控制自己手中的土地和人口，徐明远也是“和光同尘”，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地主们并无本质区别。
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复杂，封建土地制度仍占主导，大地主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延续了传统手段，同时也因时局动荡（如军阀割据、战争频发）形成了一些新特点，核心仍是通过经济、政治、宗族、暴力等多重手段强化剥削与依附关系。
混乱的现实让土地兼并更为剧烈，军阀利用军权强占农民土地，或在灾年以极低价格收购饥民土地；官僚通过政治特权圈占良田，形成跨区域的土地垄断。普通农民失去土地后，只能沦为佃农或长工，被牢牢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率普遍高达50%—70%（甚至更高），除实物地租（如稻谷、棉花）外，还附加各种苛捐，如“押金”（租地前缴纳的高额保证金）、“小租”（额外索取的农产品）、“劳役地租”（强迫佃农为地主无偿服役，如耕种、建房、运输等）。
农民遇天灾人祸时被迫借贷，地主以“驴打滚”“利滚利”等方式放高利贷，一旦无力偿还，土地或家产就被抵债，进一步加剧依附关系。
大地主往往与地方军阀、国民党政权或土豪劣绅勾结，借助政治与武装力量维护统治。
比如一方面担任地方保长、乡长等职务，将行政权力与土地控制结合，通过“摊派”“征役”等名义强制农民服务；另一方面豢养私人武装（如“民团”“家丁”），甚至与土匪勾结，对反抗的农民进行暴力镇压，形成“枪杆子+地契”的双重控制；还有些利用北洋政府的“保甲制度”（国民政府沿用），将农民编入户籍，限制迁徙自由，防止佃农逃离。
大地主们还多以宗族为依托，通过祠堂、族规强化对族内农民的控制。
以“宗族互助”为名，实则将土地集中于族长、族老手中，普通族民只能租种土地，接受“族规”约束；对违反族规或试图脱离控制的农民，采取开除族籍、剥夺生存资源（如禁止使用宗族水源、墓地）等惩罚，利用宗法伦理进行精神束缚。
至于灾年时囤积粮食，抬高粮价，迫使农民以土地或人身抵押换取生存；战乱中勾结军队，以“保护”为名征收苛捐，反抗者则被污蔑为“匪”并镇压等等，这些都是大地主们的常规操作。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大地主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是封建剥削制度与动荡时局结合的产物，既延续了传统的经济与宗族压迫，又借助政权、武装等暴力工具强化了控制。
徐明远长期在上海滩经商，打点产业，维持开发人脉，自然不会长时间待在苏州老家。当然，他并非完全不在乎土地上的收益和影响力，而是通过分润实业上的边缘利润给宗族话事人（因为掌握了足够的资源，徐明远本人也是其中重要一份子），来遥控监督这份产业。
民国时期大地主对同族同宗的佃户、长工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更狠”或“收敛”，而是受宗族伦理、经济利益、地方权力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表面温情与实际压榨并存”的复杂状态，核心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宗族关系实现更稳定的控制。
“收敛”的表象是宗族伦理下的有限“关照”。
传统宗族文化强调“亲亲相隐”“同族互助”，不过是仪式性的“温情”，大地主作为宗族中的“体面人”，需要维持“族内长者”的道德形象。例如：灾年可能象征性减免少量地租（如减免10%-20%），或施舍少量粮食，避免同族佃户因饥饿流离失所（以防土地无人耕种，或引发宗族舆论谴责）；对同族长工，可能在婚丧嫁娶时给予小额“赏钱”，或允许其子女免费入读族学（成本极低，却能强化“恩主”形象）；在宗族内部纠纷中，会优先“调解”而非直接驱逐同族佃户（相比对待外姓佃户，更倾向用“宗族规矩”约束，而非粗暴手段）。
这实际上是基于“稳定控制”的妥协。同族佃户、长工与地主存在血缘联系，长期依附于本族土地，流动性远低于外姓佃户。地主为避免宗族内部矛盾激化（如引发族内反抗或被其他宗族趁机打压），会适当控制剥削强度，例如：地租率可能比外姓佃户低5%-10%（如外姓缴50%，同族缴40%-45%）；对长工的工时控制稍松（如外姓长工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族可能允许农闲时早归）。
利益优先，宗族关系让位于剥削本质，就是实际压榨。
剥削变得“隐性化”而非“弱化”。大地主对同族的压榨往往更隐蔽，而非真的“收敛”。表面减免地租，但通过“押租”（同族佃户需预付更高押金，否则无法租种）、“附加租”（如强制缴纳稻草、家禽等副产品）弥补损失；对同族长工，虽工资略高于外姓，但常以“宗族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额外劳役（如为地主家盖房、照顾地主家眷），实际劳动强度远超外姓；利用宗族权威进行精神控制，例如用“不孝”“忘本”等罪名压制同族佃户的反抗，使其默认剥削（外姓佃户尚可逃亡，同族因宗族羁绊更难摆脱）。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依旧会“无差别压榨”。当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如战乱、灾荒导致收入下降），或同族佃户试图挑战其权威时，大地主会彻底抛弃宗族伦理。有文献记载，江南地区不少大地主在荒年对外姓佃户可能直接驱逐，对同族则通过“典卖土地”（强迫同族佃户将仅有的农具、房屋典给地主）维持剥削，本质仍是掠夺；若同族长工试图组织反抗，地主会联合宗族势力进行打压（如开除、剥夺族籍、甚至勾结官府治罪），手段与对待外姓无异，甚至更狠（因需“杀鸡儆猴”以维护宗族内的权威）。
大地主对同族的态度，是将宗族伦理作为巩固剥削的工具，通过少量“关照”维持宗族凝聚力，确保土地有人耕种、秩序稳定；又通过更隐蔽的手段实现剥削最大化。相比对外姓的直接、粗暴压榨，对同族的剥削更具“软性控制”特征，但并未改变其阶级，压迫的本质——只要触及核心利益，宗族情谊便会让位于经济掠夺。这种“温情脉脉的剥削”，恰恰体现了传统宗族社会中，地主阶级对基层控制的成熟与残酷。
徐明远的手段或许相较那些土豪劣绅的做法来讲并不酷烈。在曾经的降临体徐渊眼中对家人温情耐心的父亲，本质上依旧是大浪淘沙下还发展顺利的冷酷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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