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秀
一、借钱
当我1941年秋考入国立三中女子部时，周邦道校长已调回重庆教育部了。周校长的家就在我家隔壁，我经常见到他。他那“朴茂整肃”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当我1944年秋三中毕业离家赴重庆升学时，父亲嘱咐我：如需钱用，就去找周邦道校长，从他那里拿多少钱，写信告诉家中，家中再把钱如数还给周师母。
记得是1944年底，我急需钱用，就到教育部去找周校长。周校长和蔼可亲，满面笑容地接待我。当我说明来意后，周校长毫不犹豫地就把钱给了我，并说：“有困难，只管来找我好了。” 我真没想到周校长象及时雨般地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使初次外出、远离家乡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临走时，周校长把我送到校门口。我走了很远，回头看时，周校长还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我。
每当我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时，眼前恍惚又浮现出身着长袍马褂、和蔼可亲的周校长站着目送着我的情景来。
二、编写资料
在那国难深重、艰苦抗战的时期，学习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学习的课本，全是学校借用的。那时我是班上的总务干事，每学期开学，我就到教导处把书领来，借给同学们。到学期结束时，再把书一本本收回。如有破损的，还需修补好，再还给教导处。所以我们上课一定要认真作课堂笔记，不能在书上随便圈圈点点。
1944年夏，我们即将毕业升学，没有书复习，怎么办呢？当课本还给学校以前，我们班就与高中部毕业班的男同学联合在一起，准备编写复习资料。我们一共分成语文、数学、外语（英语）、理化、史地等几个组编写。当时我是分在史地组的。资料编写好后，经过大家讨论修改，再刻腊纸油印，装订成册，每人发一份。这就是我们的升学复习资料了。可惜我的一份，在由重庆东下途中丢失，至今我还感到十分惋惜……
三、监厨
我们在三中女子部时，学校为了让同学们能够享受到规定的伙食标准，为了防止贪污浪费，就组织各班同学轮流值班“监厨”，每天三至四人。“监厨”的主要任务是：
（1）核查（或者称一称）买来的膳食物品数量是否够；
（2）检查厨房的卫生情况，如米、菜、是否洗净，锅碗瓢勺是否清洁；
（3）检查饭菜是否烧熟，是否如数上桌（那时是八人一桌，每餐是四菜一汤，平时都是素菜）等等。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轮到我和苏君莹、张淑珍、邓米珠等几人值班“监厨”。那天正好碰上加餐（每逢什么节日如元旦、端午、中秋等节日都要加餐，阴历每月的初一、十五也要加餐，叫“打牙祭” ），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当红烧肉煮在锅里，散发出阵阵香味扑鼻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好香啊”！但我们严格要求自己，谁也没有趁“监厨”之便，先去品尝一口。
我们办完了事，就挤在灶前坐着，一面帮着烧灶火，一面谈学习，谈理想，谈毕业后的打算。
现在回忆起来，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红烧肉，还在我的鼻际缭绕飘香，仿佛就在昨天。但岁月匆匆，两鬓斑斑，已是半个世纪了。
四、《女起解》
我只要从电影里看京剧《女起解》或者听到广播里《女起解》的唱段，我的脑海里便油然浮现出吴大观与钟小南同学搭档合演的《女起解》舞台形象，而我的耳际也总会萦绕着那“苏三，离了洪洞县，……”悠扬悦耳的唱腔。
在国立三中，不管是什么文艺演出，（全校的或单独女子部的），都少不了她俩出台表演的倍受同学们喜爱的《女起解》。
记得那是一个元旦庆祝晚会，每个班都准备了一至二个节目。我们班的文艺干事章素琴同学，安排我们班出两个节目，一个独唱，另一个就是别有风趣的集体《女起解》。这一回，大观和小南同学真忙坏了。她们利用课余时间，先教我们学会台词，唱段；再教走台步，表演动作。元旦文艺晚会上，当集体《女起解》一出场，就迎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大观和小南同学今在哪儿？
周金秀，女，70，贵州铜仁人。1941年入国立三中女子部高中，1944年7月高中毕业，现居安徽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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