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昨日皇二代王衍在朝会上大发雷霆：“东大门夔州危在旦夕，判六军诸卫事宋光嗣，你务必在一日内解救夔州，两日内收复归峡二州！”退朝后，宋光嗣及其同党商议出两个计策。
宋光嗣及其同党的爪牙连夜在城内一些大户之家强行搜罗到四五个破瓜之年（16岁）的美女，送进宫中。宋光嗣趁皇二代王衍心花怒放之际，试图解释一番。然而，美色当前，王衍懒得搭理他，急于成就好事，一脚将宋光嗣踢开，不耐烦地对他说：“待明日朝会再议。”
朝会从卯时（05:00-07:00）二刻（05:30）开始，直到未时（13:00-15:00）末刻（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昨晚与那几个新晋小美女搞到寅时（03:00-05:00，即五更天）的无精打采的王衍终于听明白了两件事：
一夔州远在1200-1500里之外。夔州之围非一日可以解除，归州和峡州非两日可以收复。
综合军队类型、地形、季节等因素，若为“步骑混合部队”（现时五代十国援军的主流配置），在春秋季无极端天气、无大规模攻城任务的前提下，从成都到夔州的行军时间约20-25日；若为纯骑兵且草料充足，可压缩至15-20日；若为纯步兵且遇雨季，则需25-30日。
由王宗弼等人掌握的中央马步军是最后的战略力量。从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发兵，需穿越整个四川盆地，顺长江东下，路途遥远。
成都到夔州的主流路线为“蜀道陆路+长江沿岸官道”，全程约1200-1500里（古代里制：1里≈0.5公里，即600-750公里），路线大致分两段：
1.成都至渝州（今重庆）：约800-1000里，以“金牛道-荔枝道”支线的山地官道为主，多丘陵、峡谷，部分路段需翻越大巴山余脉，路面狭窄（仅容2-3人并行），行军难度大；
2.渝州至夔州（今重庆奉节）：约400-500里，沿长江北岸官道行进，虽多临水路段，但路面相对平缓，可借助少量渡船跨越支流，行军效率高于前半段。
本来昏昏欲睡且心怀焦虑的蜀皇王衍，此刻不禁心花怒放。原来，距离尚远，钟鹏举那小子即便插翅也难以迅速飞抵成都。想到不断壮大的后宫，美女如云，可惜自己似乎越来越力不从心，必须设法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忍耐力和持久力。
做皇帝真是辛苦啊！
昨晚，他还听宋光嗣提及半老徐娘（30岁后，源自南朝梁元帝妃子徐昭佩的典故，《南史?后妃传下》载其“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原指年老而风韵犹存的妇女，后泛指30岁以上有风韵的中年女子），风情万种，精通房中之术，不仅能调动自己的积极性，还能提升“兴”致。
他密令宋光嗣今晚速速招来数名尝尝滋味。
二现在派军队救援夔州已经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建立第二道防线。
经过三四个时辰的讨论，在乐安王王宗侃、集王太子太保王宗翰、嘉王王宗寿三人递交的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如下的方案：
核心战略：双管齐下，以“救”为名，行“守”之实。
面对钟鹏举势如破竹的兵锋，前蜀朝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战略目标不是与敌人在夔州决战并战而胜之，而是稳住战线，确保成都安全。因此，出兵方案的核心应是“东救夔州，北固剑门”。
一、战略总方略。
首要目标：建立第二道防线。承认夔州（第一道防线）可能失守的现实，救援行动的核心是在夔州以西的忠州、万州乃至涪州一线，建立一条新的、稳固的东部防线，屯兵20万。
根本目标：确保成都安全。一切行动以保卫首都为核心。东部防线的作用是拖延、消耗敌军，为加强北方防线（防御可能来自关中方向的威胁）和拱卫成都争取时间。
政治目标：展示姿态，凝聚人心。必须做出大举救援的姿态，以稳定国内恐慌情绪，表明朝廷并未放弃东方国土。
二、具体出兵部署（三路并进）。
第一路：东方救援军团（核心主力）。
主帅人选：必须由一位德高望重、能镇住场面的宗室重臣担任。集王王宗翰或嘉王王宗寿是理想人选。他们身份尊贵，能代表皇帝，可以协调各方势力。
兵力构成：
中央禁军精锐：抽调成都禁军五万人。这是蜀国最核心的战斗力，必须由亲王统帅才能调动。
武泰军节度使（王宗训）所部：命令王宗训部六万人接受整编，加入主力军团。
武信军节度使部队：从遂州（今四川遂宁）抽调五万人，东进至渝州（今重庆）待命，作为预备队。
战略任务：
并非决战：主力不应急于前出至夔州城下与钟鹏举决战，那是送死。
梯次布防：主力应进驻忠州，前哨推进至万州。任务是收容溃兵、稳固防线。如果夔州失守，则依托忠州-万州一线的江防和山险进行节节抵抗。
水陆并重：必须加强水军力量，在忠州一带建立水寨，防止钟鹏举水军沿江西进，直扑渝州。
第二路：北方防御军团（战略预备）。
主帅人选：临洮王王宗绾，他本就是武德军节度使，镇守梓州（今四川三台），防御北面剑门关方向。
战略任务：
按兵不动，加强戒备：严令王宗绾不得轻易分兵东援。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剑门关万无一失。此时中原的割据政权晋（李存勖）正日趋强大，是比钟鹏举更大的潜在威胁。
战略预备：北方军团是国家的最后战略预备队。一旦东方防线崩溃，成都暴露，北方军团就是保卫首都的最后屏障。
第三路：后勤与动员军团（国内维稳）。
负责人：由判六军诸卫事宋光嗣等朝廷重臣负责。
任务：
全国动员：在成都及周边州县进行兵员和粮草动员，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募兵20万。
保障后勤：建立从成都经渝州至前线的补给线，确保东方军团的粮饷和军械供应。
稳定内部：严厉弹压任何可能趁乱而起的内部骚动或阴谋。
朝堂决策背后的政治博弈。
这个“稳妥”的出兵方案背后，是（前）蜀现阶段残酷的政治现实：
王宗弼的私心：作为先封巨鹿郡王，后又进封齐王齐王、守太师兼中书令、马步军（禁军）都指挥使，他绝不会亲自率兵出征。他要把控朝政，守在皇帝身边。让他信任的宗室（如王宗翰）带兵出去，既展示了救援姿态，又不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如果前线失利，他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带兵的亲王。
宋光嗣的算计：作为宦官首领、判六军诸卫事，他的权力根基在宫廷。他乐于看到宗室将领带兵在外，而自己掌控内廷和后勤，从而加强了对皇帝和小朝廷的控制。
王衍的昏庸：这位少年皇帝只会关心他的歌舞享乐是否受到影响。只要战火不烧到成都，他完全同意王宗弼和宋光嗣“稳妥”的安排。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救援。
这套出兵方案，从纯军事角度看，是符合当时局势的最优解。它认识到了敌我的力量差距，采取了务实的防御策略。
然而，从国家命运的角度看，这又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救援。因为：
决策层离心离德：皇帝昏庸，权臣谋私，宦官弄权。他们没有力挽狂澜的决心，只有苟且偷安的算计。
军队士气低落：峡州、归州和夔州连战连败，尤其是西方邺主力被全歼，对蜀军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新征调的部队能否有效作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战术代差无法弥补：无论怎么布防，蜀军面对钟鹏举的近代化军队，在战术和装备上存在代差。被动防御只能延缓失败，无法扭转战局。
因此，前蜀的这次出兵，更像是一场为灭亡举行的盛大葬礼前的仪式。它或许能暂时稳住战线，但无法改变国运倾颓的最终结局。白帝城的烽火，最终将沿着长江，一路烧向成都的歌舞升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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