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压力，如同初春时节江南的阴雨，无声无息，却渗透进每一寸砖缝，带来挥之不去的湿冷与凝重。陈远在萍乡行辕，接连收到数封密信，内容各异，指向却惊人地一致。
曾国藩的信，是老成谋国的沉重。字里行间不提具体，只反复叮嘱“圣心烛照，满汉之防乃朝廷根基”，“骤贵非福，需有磐石之靠”，劝他“谨慎持身，勿负皇恩，亦勿负湘人子弟之望”。恩师的忧虑，沉甸甸地压在陈远心头。
更耐人寻味的是，连淮系门下一位素无往来的清流御史，也辗转递来一封“问候”信，拐弯抹角地探听他对“京中近来风向”的看法，尤其提及“闻有满洲贵胄，颇思振作，欲效西法编练新军，正广纳贤才”。
真正将这层窗户纸捅破的，是恭亲王府长史（王府属官，掌管文书事务）的一封私函。此函以私人名义发出，措辞客气，先是对陈远在赣南“剿匪安民、兴利实边”的“功绩”大加赞赏，继而笔锋一转：
“王爷夙夜操劳，尤以八旗武备弛懈为念，常思擢拔俊杰，以实心任事者襄理新军。闻参将深谙西洋火器之利，练兵亦有古名将之风，王爷闻之，深为嘉许。王爷尝言，国之栋梁，当不拘一格。若参将这般干才，若能得遇明主，入值中枢，参赞戎机，则于国于己，前程未可限量也。”
这封信，看似只是上级对下级的赏识与期许，但“入值中枢，参赞戎机”八字，以及“得遇明主”的暗示，已将那巨大的诱惑与无形的压力，清晰地传递了过来。它没有直接提联姻，却比直接提更令人心惊，因为它勾勒出的是一幅融入权力核心的蓝图，而联姻，往往是实现这幅蓝图最牢固的纽带。
与此同时，袁州参将府内，苏文茵接待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一位来自内务府，负责采办宫廷用品的官员，姓董。董官员态度谦和，言谈间却透着一股天子家奴特有的底气。他声称南下采办些江西特产，顺道拜访，瞻仰一下陈将军的驻节之地。
然而，在看似随意的参观过程中，这位董官员的言行却颇不“随意”。他对参将府的简朴格局赞不绝口，称“陈将军清廉自守，实乃武臣楷模”；路过校场，远远望见兵士操练，他便驻足颔首，“军容严整，令行禁止，可见将军治军有方”。
更让苏文茵心生警惕的是，董官员在闲谈中，看似无意地提及：“前几日在京城，偶遇恭王府的七格格随驾太后游园。听闻格格不仅精于骑射，近来对泰西格致之学也颇有兴趣，还向太后进言，说‘强国之本，在于人才与利器’，其见识，连太后都夸赞呢。”
这番话，看似只是闲聊宫廷轶事，却巧妙地将那位深居简出的七格格与“人才”、“利器”联系起来，其指向性，不言而喻。这位董官员，绝非简单的采办，他更像一个信使，一个观察者，用最不着痕迹的方式，传递着来自京城最高权力圈层的讯息。
苏文茵心中雪亮，面上却不动声色，只顺着对方的话头，将陈远“为国操劳、致力于军械改良”的情况，择其能言者，不卑不亢地介绍了一番。送走董官员后，她立刻将此次会面的所有细节，尤其是关于七格格的那段“闲谈”，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以最高密级分别送往萍乡陈远和栖霞谷杨芷幽处。
她在信中特别写道：“……董某所言七格格之事，时机巧合，恐非无心之语。观其意，似在暗示格格不仅身份尊贵，且见识不凡，非寻常闺秀。此等人物之关注，福祸难料，望大人（先生）深察之。”
当陈远在萍乡读到苏文茵这封详尽且充满警示意味的密信时，他仿佛能透过纸背，感受到那股来自紫禁城周边、交织着欣赏、算计与强大掌控欲的复杂力量。七格格的形象并未直接出现，却通过他人的转述和精心的安排，变得无比清晰且具有压迫感——一位背景深厚、得到太后喜爱、并且对“人才利器”有着自己见解的满洲贵女。
这比直接的联姻提议，更让他感到棘手。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愿，而是一个庞大利益集团和一种根深蒂固秩序的强大吸纳力。
而在栖霞谷，杨芷幽收到信后，独自在静室中坐了许久。她反复看着苏文茵关于七格格“见识不凡”的描述，以及那“强国之本，在于人才与利器”的话语。
这位尚未谋面的格格，不仅拥有她无法企及的尊贵身份，更似乎拥有与她（杨芷幽）类似的、对技术与力量的认知。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来自同性的、跨越阶层的威胁。
她下意识地抚上自己微隆的小腹，那里孕育着她与陈远爱情的结晶，也是她此刻唯一的依靠和软肋。
京城的风，已经不再是远方的传闻，它化作无形的丝线，开始缠绕过来，试图牵引、甚至捆绑住那个在赣南奋力前行的男人。
陈远站在命运的交叉点上，一边是恩师的告诫、旧秩序的拉拢与难以抗拒的压力；另一边，是幽谷中那个与他灵魂共鸣、正默默孕育着他们未来的女子，以及他们共同追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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