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拘留所，墙缝里还凝着昨夜的潮气。李振邦从木椅上醒来时，后颈的肌肉硬得像块铁板，他伸手揉了揉，指腹摸到细小的结痂——是昨天抓捕时被嫌疑人的指甲刮的。铁栅栏后的李德明仰面躺着，蓝布囚服的领口敞着，露出颈间一道浅疤，呼吸均匀得仿佛不是在拘留室，而是在自家洋房的软床上。
“咔嗒”一声，老吴推开审讯室的门，手里端着两个搪瓷缸，缸沿沾着圈白渍。“食堂的豆浆，今早兑水多了，没什么味。”他把一个缸子放在李振邦面前，另一个从栅栏缝隙递进去，缸底在水泥地上磕出轻响，“你的，李科长特意让留的。”
李德明坐起身，手腕上的镣铐拖过地面，哗啦作响。他接过缸子，指尖碰了碰缸壁，没立刻喝，反而盯着缸底的水垢看了几秒：“1950年的搪瓷缸吧？这种月牙纹，是上海搪瓷厂的老样式。”
李振邦没接话，从公文包里掏出物证登记册。册子里夹着从老洋房搜来的物品照片，第一张就是三块钢制印版，照片下方用钢笔写着“物证001-003，钢制，尺寸15cmx20cm，表面刻有粮票纹路”。他把册子推到栅栏前：“说说这印版的来源。”
李德明呷了口豆浆，眉头都没皱。“民国三十五年，我从德国带回的坯子。”他放下缸子，手指隔着栅栏指向照片，“海德堡公司的特制钢，硬度hb200，一般的锉刀划不动。你看这纹路，每毫米有12道刻痕，得用显微镜盯着刻，一天只能刻一块。”
“谁帮你刻的？”旁边的记录员小张立刻低头记录，铅笔在纸上划得沙沙响——按1952年的审讯规程，每个问题都要记清时间、回答内容，还要让嫌疑人签字确认。
李德明笑了笑，没直接答：“李科长，你见过真正的印钞厂吗？1948年我在中央银行印金圆券，那时我们用的机器，比你们现在局里的汽车还贵。现在刻这点粮票，不过是小打小闹。”
“别扯远了。”李振邦把印版照片抽出来，放在桌上，“赵永明说，你还有一套印外币的印版，藏在哪？”
这话让李德明的脸色变了变。他抬手摸了摸下巴，胡茬刚冒出来，扎得手指痒：“赵永明？那个连刮墨刀角度都调不准的技工，他懂什么。”但他的眼神飘了一下，落在审讯室的铁窗上——窗外是片空地，堆着几个煤球筐，这细微的动作没逃过李振邦的眼睛。
老吴立刻追问：“你别装糊涂！我们已经查了你的银行账户，去年有三笔汇款从香港过来，总共五千港币，不是用来刻粮票印版的吧？”
李德明拿起搪瓷缸，又喝了口豆浆，这次喝得很慢。“香港的钱，是我侄子寄的。”他放下缸子，声音低了些，“我哥在香港开杂货铺，知道我在上海过得难，帮衬点。”
“你侄子叫什么？杂货铺在哪？”李振邦追问。按刑侦流程，每个口供都要核实，尤其是涉及境外关系的，必须记录清楚以便查证。
李德明却不说话了，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一副“任你们处置”的样子。审讯陷入僵局，李振邦看了眼表，六点四十五分——按计划，七点要开始物证核验，他得去技术科看看通讯录的显影情况。
“先这样。”李振邦合上登记册，对老吴说，“派人盯着他，别让他接触任何东西。”
技术科在局里的后院，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窗户上蒙着黑布——显影需要暗环境。老陈正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三个搪瓷盆，分别装着碘酒、氨水和清水，密码本的封皮摊在白纸上，已经被碘酒浸得发棕。
“怎么样？”李振邦走进去，黑布门帘碰到门框，发出轻响。
老陈抬起头，眼镜片上沾着碘酒渍：“刚找到夹层。”他用镊子夹起封皮，对着桌上的台灯照——封皮的牛皮纸比普通纸厚一倍，中间夹着张薄薄的棉纸，“试了碘酒和酒精都不行，刚换了氨水，你看。”
他把棉纸放进氨水盆里，几秒钟后，棉纸上慢慢显出淡蓝色的字迹，是竖排写的，姓名、地址、还有一串数字。“是通讯录！”老陈兴奋地用镊子夹起棉纸，放在清水里漂了漂，“数字应该是联络暗号，地址都在上海，有静安寺、杨树浦、南市的。”
李振邦凑过去，看着棉纸上的字：“‘张阿福，静安寺路12号，杂货铺’，‘刘桂兰，杨树浦纺织厂宿舍3栋5号’，‘周志强，南市豫园路街道办’。”他指着“周志强”三个字，“街道办的？难怪之前查街道的粮票流通记录，总有些对不上。”
老陈把棉纸放在吸水纸上，小心翼翼地压平：“还有几个名字，字迹太淡，得再显影一次。另外，我用卡尺量了印版，厚度是2.3毫米，边缘有磨损，应该用了至少半年。”他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物证的详细数据，“油墨成分也查了，里面加了松香，所以印出来的假粮票摸着发黏，和真粮票不一样。”
“把清晰的名字整理成名单，分发给各派出所。”李振邦把小本子还给老陈，“让他们提前摸点，十点准时行动。”
回到办公室，李振邦才想起答应林淑娴回家吃午饭。他看了眼表，十一点半，抓起外套就往外走。弄堂里飘着饭菜香，邻居张阿姨在门口炒菜，见他回来，笑着喊：“李科长，淑娴上午还问你呢！”
李振邦点点头，加快脚步。推开门，岳母正在厨房刷锅，桌子上放着两个馒头，碗柜上摆着一碟炒青菜，已经冷了。“回来了？”岳母的声音没什么起伏，手里的锅铲在锅里刮得刺耳。
“淑娴呢？”李振邦放下外套，往卧室走。
“睡了。”岳母跟着走进来，看着他，“上午去菜场排队买白菜，回来就说累，躺了快两个钟头了。医生说她胎位不正，不能累着，你倒好，天天不着家。”
李振邦走进卧室，林淑娴侧躺着，眉头微蹙，手放在肚子上，像是在轻轻抚摸。他走过去，想帮她盖好被子，却看见她眼角有泪痕——肯定是又担心了。他坐在床边，指尖碰了碰她的手背，她猛地睁开眼，看见是他，眼圈立刻红了：“你回来了？”
“嗯，回来吃午饭。”李振邦握住她的手，“怎么哭了？”
“没什么。”林淑娴别过头，“就是刚才腿抽筋，疼得厉害。”
李振邦掀起她的裤腿，看见小腿肚上的肌肉还绷着，他用掌心搓热，轻轻按摩：“以后腿抽筋就喊妈，别自己扛着。”
“你下午还去局里吗？”林淑娴轻声问，眼睛盯着他的脸。
“得去，有个抓捕行动。”李振邦避开她的目光，“晚点开完会就回来。”
午饭吃得很安静，岳母没再抱怨，只是把青菜往他碗里推了推：“多吃点，下午有力气。”李振邦咬着冷馒头，心里不是滋味——家里的粮票这个月还剩五斤，岳母总把好的留给他和林淑娴，自己顿顿吃咸菜。
下午十点，抓捕行动开始。李振邦带着便衣去静安寺路抓张阿福——那个开杂货铺的嫌疑人。杂货铺在静安寺路的拐角，门口挂着“张记杂货”的木牌，里面亮着灯，隐约能看见有人在整理货柜。
“行动。”李振邦使了个眼色，两个便衣从两侧包抄，他推开门，大喊：“不许动！公安！”
张阿福正蹲在地上整理粮票，听见声音，猛地站起来，手往怀里摸——老吴眼疾手快，冲上去按住他的胳膊，从他怀里搜出一把匕首，还有一沓假粮票。“别抓我！我就是帮着卖的！”张阿福挣扎着，脸涨得通红，“是陈志雄让我干的，他说卖一张给我五分钱！”
李振邦拿起桌上的粮票，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假粮票卖给谁了？”他把粮票放进物证袋，“说清楚。”
“卖给菜场的摊贩，还有附近的居民。”张阿福喘着气，“我没敢多卖，就卖了几十张...”
与此同时，杨树浦的抓捕遇到了反抗。刘桂兰是纺织厂的女工，住在宿舍三楼，便衣敲门时，她从窗户往下扔了个铁盒，里面装着密写药水和几张密写信。“别过来！”她手里拿着剪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我只是帮着送信，没干什么坏事！”
带队的小孙慢慢靠近：“刘桂兰，放下剪刀，坦白从宽。”他趁刘桂兰分神，冲上去夺下剪刀，把她按在墙上。从她的枕头下，搜出一本《红楼梦》，书页里夹着张通讯录，和李德明密码本里的名单一致。
南市的周志强倒是很“配合”。他是街道办的干部，负责登记居民的粮票使用情况，便衣找到他时，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报表。“我知道你们会来。”周志强放下钢笔，双手放在桌上，“我交代，我把街道的粮食库存表，用粉笔写在黑板报的夹缝里，陈志雄会来抄。”
他指着黑板报，上面写着“节约粮食，人人有责”，用手摸夹缝处，能摸到细小的粉笔灰——是用白色粉笔在灰色水泥上写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还帮他们统计居民的粮票缺口，告诉他们哪里的粮票好卖...”
抓捕持续到深夜，名单上的二十八人，除了一个叫“马六”的小商贩没找到，其余二十七人全部落网。李振邦回到局里时，已经凌晨一点，办公室里堆满了审讯记录，老吴正在整理：“振邦，大部分人都招了，他们是个分层的网络，李德明是头，下面分印刷、运输、情报、分销四个组，陈志雄管运输，周志强管情报，张阿福管分销。”
“马六呢？”李振邦坐在椅子上，揉着太阳穴。
“还在找，他住在棚户区，邻居说他下午就出去了，没回来。”老吴递过一杯热水，“另外，李德明那边有情况，他刚才咳嗽得厉害，吐了血，医生来看过，说他肺癌晚期，最多一个月了。”
李振邦接过水杯，热水的温度透过搪瓷缸传到手里。他想起白天审讯时，李德明脖子上的疤，还有他喝豆浆时平静的样子——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快死了。“去看看他。”
拘留室里，李德明靠在墙上，地上有张带血的纸巾，囚服的袖口沾着血渍。见李振邦进来，他笑了笑，声音沙哑：“李科长，抓得差不多了吧？”
“马六在哪？”李振邦问。
“马六啊...”李德明咳嗽了两声，用手捂住嘴，“他在十六铺码头，帮我看通讯设备。那设备是台湾运来的，藏在码头仓库的货堆里，用橡胶盖着。”
“为什么现在说？”
“反正快死了，藏着也没用。”李德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这是我女儿，1947年病死的，才三岁。如果她还活着，现在也该像你妻子一样，要生孩子了。”
李振邦接过照片，照片边缘已经卷了，背面写着“阿妹，三岁生日”。“你为了台湾，杀过多少人？”他想起之前审讯时，有人交代，有个联络员泄露了消息，后来“失踪”了。
李德明的眼神暗了暗：“那个联络员，叫老郑，他想自首，我把他推下苏州河了。”他说得很平静，“干我们这行，要么成，要么死，没有中间路。”
凌晨两点，便衣在十六铺码头的三号仓库，找到了马六。他正蹲在一堆橡胶后面，守着个黑色的箱子，里面是台发报机——机身印着“台湾保密局”的字样，还有几卷密码纸。“别抓我！”马六想把发报机扔到江里，被便衣按住，“我就是看机器的，什么都不知道！”
李振邦接到消息时，刚想趴在桌上眯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医院打来的，护士的声音很急：“请问是李振邦同志吗？您妻子林淑娴早产，现在在第一人民医院，情况不太好，快来！”
李振邦扔下电话就往外跑。凌晨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路灯的光映在地上，他骑着自行车，脚蹬得飞快，车链条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到医院时，岳母在产房外来回踱步，手里的手帕已经湿透，看见他，眼泪立刻掉下来：“振邦，淑娴她...医生说胎位不正，可能要大出血！”
产房的门紧闭着，里面传来林淑娴的呻吟声，断断续续，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李振邦的心。他想起前世，妻子也是难产，最后没保住，他在产房外等了五个小时，等来的是“母子平安”的谎言——其实孩子也没了。“医生呢？”他抓住一个路过的护士，“产妇情况怎么样？”
“正在抢救，有大出血的风险，需要家属签字。”护士递过一张手术同意书，“如果情况不好，可能要保大还是保小。”
李振邦的手在发抖，笔都握不住。岳母凑过来，看着同意书，哭着说：“保大！一定要保大！”
他签上名字，手还在抖。产房外的时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老吴追到医院，手里拿着份文件：“振邦，市委催着要汇报材料，马六已经抓到了，通讯设备也找到了，该汇总了...”
李振邦猛地转身，眼睛通红：“滚！现在我老婆在里面生死未卜，你跟我说汇报材料？”
老吴愣住了，他从没见过李振邦这样——平时冷静、沉稳的李科长，此刻像头失控的狮子。“我...我在外面等你，有消息立刻告诉我。”
天亮时分，产房的门终于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疲惫的笑：“母子平安，是个男孩，就是孩子有点早产，体重轻，需要在医院好好治疗。”
李振邦冲进去，林淑娴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见他，虚弱地笑了笑：“振邦，是个儿子...”
“辛苦你了。”李振邦握住她的手，眼泪掉了下来——这一次，他没有失去。
下午，李振邦回到局里，老吴已经整理好汇报材料。材料里详细记录了案件的经过：从赵永明落网，到发现陈志雄，再到找到李德明的老洋房，抓捕二十八人，缴获印版三块、发报机一台、假粮票五万多张、密写信二十多封。“市委那边已经汇报了，领导说要表彰我们专案组。”老吴递过材料，“还有，马六招了，他帮李德明发过三次电报，内容都是上海的粮食库存和粮票流通情况，发往台湾的。”
李振邦翻开材料，目光停在“李德明”那一页。老吴在旁边说：“李德明刚才又咳血了，他让我给你带句话，说‘手艺人不该骗人，他错了’。”
他想起李德明跟他说过他父亲的话——“可以饿死，不能骗人”。这个刻了一辈子假票、害了无数人的手艺人，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错。李振邦拿起笔，在结案报告的最后写道：“此案告破，共抓获敌特分子二十八人，缴获涉案物资若干，有效遏制了敌特破坏经济秩序的企图。后续需加强对码头、仓库等重点区域的管控，防止类似案件发生。”
写完，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孩子的照片——是岳母早上送来的，黑白的，孩子闭着眼睛，小脸皱巴巴的，像只小老鼠。他把照片放在报告上，心里想着林淑娴虚弱的笑，想着孩子柔软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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