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座不太高的山上，山顶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直立着。我似乎就背靠着这块大石头站着。眼前是一坡金灿灿的迎春花，又像是银翘花。我对眼前的一片金黄很疑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儿。风从石头边刮过来，我感到有一些凉意。扭头看风来的方向。却见山下的田野，满田野的金黄色。我知道满田野的金黄色肯定是油菜花。我回过头来，觉得山坡上的这一片金灿灿的，也是油菜花，我想近前看个仔细，却迈不动步子，或者说，是不敢迈动步子。我担心一不小心，我会被风刮下山去……
那时的我，并没有登临过很高的山。所以，梦中的山，至多也只是临近县市的那种丘陵地带的矮山，在我的记忆中，在这种山上很少见有梦中那种巨大的直立着的石头。但是，站在山顶，山脚下的田野和农居倒确实是一目了然的。可以很清晰地看见农居前活动着的人；围着的绿色的篱笆；来回跑动着的狗、鸡、鸭之类的家禽，已经不太看得清楚。绿色的篱笆必定是用荆条扦插成活的。这是故乡的特色。
荆条篱笆上到处缀着的淡紫色的喇叭花，站在山顶上，是绝对看不清的。哪怕紫色的花几乎连成一片，从山顶上看下来，也只能看见荆条上的绿色，那淡淡的紫色并不能夺走绿色的神韵。满田野的油菜花就不同了。在油菜花盛开的时节，绿色丝毫都透不出一丝的盎然来。想来，这黄色的花着实比淡紫色的花霸道了许多。
那时候，田野的道路边，已经出现了“一枝黄花”。据说，“一枝黄花”属于外来的种。原产地在加拿大。何时进入中国？为什么会被引进？或者，是什么渠道引进的？却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正式引进的，那肯定是一个大失误。这种植物的繁殖力和生命力都很强。人为地将它铲除了，它依然会从残留的根基上绽发出新枝来。必须得将它连根拔除了。但今年将它拔除了，明年它依旧会长。大概是花瓣中的籽早已掉落在土壤中了。
这种“一枝黄花”长势旺盛，发枝快，有它在旁，周边的庄稼的生长必定大受影响。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都被它抢占了。农民对它很头疼，却无法将它根除。也不知当初它进入中国时，是以何种用途的。不过，那种用途后来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一枝黄花”在中国却已成泛滥的态势。
另一种外来植物的引入似乎还说得过去些。“水葫芦”的引入，据说一开始是为了增加养羊的青饲料。利用水乡众多的水面，也没有争耕地，能产出绿色的饲料，对发展畜牧业，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这种“水葫芦”的繁殖力很强，水面的侵占速度很快，后来几乎泛滥成灾。羊的畜养增长远远跟不上“水葫芦”的肆意增长。而且，养羊也不能光喂食“水葫芦”，得配喂其他的饲料。“水葫芦”的泛滥终于成了人们深感头痛的事。
其实，“水葫芦”还可以开发出另外一种用途，譬如用于城市居民家居的绿色装饰。只是没有人去动这方面的脑筋，很让人遗憾。取一支“水葫芦”置于玻璃缸中，玻璃缸的上面，“水葫芦”的绿意盎然；隔着玻璃又能看见水中如发丝般的“水葫芦”根须。颇有一份轻盈飘逸的感觉。“水葫芦”会开淡紫色的小花，花瓣似蝴蝶的翅膀，有白色的花纹和黑色的斑点。在家居的桌面上，摆上这样一盆绿色植物，既养眼又毋需刻意伺弄，价廉而物美，实在美轮美奂矣。也许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农村水面“水葫芦”的泛滥存在问题。
碾轧成饲料的“水葫芦”我见过。那时，我尚是插队在农村的知青。一桶桶糊状的绿色。据说，农民畜养的羊并不太喜欢吃。也不知是因为总是喂这样的饲料，让羊吃得倒了胃口；还是因为中国的羊跟国外的羊口味原本不同？不过，据说，“水葫芦”的营养价值不高，光喂这种饲料，羊生长缓慢且不太容易而养肥，必须得配喂其他的传统饲料，畜养的羊，才会正常生长。其实，人也是这样，吃惯了中餐的人，一时很难适应西餐；吃惯了大米饭的人，肯定适应不了面食。偶然的尝鲜，点缀一下生活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强迫着长期吃一种不习惯的食物，实在是一场灾难了。
动物的生长和繁殖受到食物链的影响大一些，历史形成的天敌，能让族群的发展均衡。那么植物呢，也许受温度和气候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是否更适合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呢？这常常是我闲暇时，胡思乱想而始终不得要领的问题。
脱产学习了一年之后，我的入党问题似乎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刚提这个话题时，我便已敏锐地感觉到这其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我不清楚这不和谐的音符源于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个不和谐来自的大致方向。这种感觉是隐隐约约的，却十分清晰。我当然不会主动去打听，因为，这会显露出我的沉不住气。当然，也不会有人在我面前透露出丁点的信息来。我告诫自己，全当没有这么一回事。保持自己始终表里如一的平静。
当然，在那时的我的心中，也许天真的成份还多了一些。我始终认为，提出加入党组织的申请，是为了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从来没有将加入组织作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必要手段，更没有将加入组织与仕途的发展挂起钩来。
支部明确的两位联系人开始活跃了起来。找我聊了一次天，说是聊天，其实是谈话吧！大概是因为毕竟是同学之间，用谈话这样的词语似乎太过严肃。而且，平时又常常在一起嘻嘻哈哈地打牌或者讨论一些课本上容易引发歧义的问题。之后，他们又作了一次外调，说是要对我在单位工作期间的表现情况作一些了解。这是一些很正常的程序履行。我也毫不在意。
在我的记忆中，参加工作后，我从来没有跟谁闹过矛盾。工作上分歧的存在，是免不了的。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起步的这几年。搞活经济之后，带来的对旧的管理理念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对新的管理体系的确立和建立，肯定存在着认识上的差距，这必定也是客观存在着的，谁也躲不了。所以，我很坦然。外调回来的同学后来在看似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却使我的内心“咯噔”了一下。在一次打牌活动中，他说：
“某某某，看来，你原来单位的同事，对你还有些意见哦！你是不是与他起过矛盾啊？”
“矛盾？没有啊。”我顺口说道，“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过我与人争执过吗？我这人生性不会与人争执，工作上的分歧可能会有，只是每个人对国家政策的领悟程度不同而已。这应该不涉及个人恩怨。怎么了？”
对于我的反问，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立即将话题转到了自己手中的那副牌上，我自然也不便再一次追问。但是，我已感觉到，他有这样一问，必然会对我的加入组织问题带来影响。其实，那时，我已明显感觉到，在发展这一批的新党员上，班级的支委中出现了分歧。机关来的学员与企业来的学员在发展对象上出现了认识上差异。
有五个同学来自于一家大型企业，五人之中只有一名非党，理所当然地想发展那一位同学；来自机关的支委似乎并不认同那位来自企业的支委的看法，认为从学习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来看，似乎发展来自机关的我更合适。这个不和谐的音符，从将我的加入组织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那一刻，我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那么，这个“还有些意见哦”的说词，是否会成为延缓发展我的理由呢？\/\/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是原单位的哪个同事，对我还有些意见呢？是局里同科室的同事吗？应该不会吧？在局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业务上一直是我在挑大梁。组建的这个新局，是原小县时的工商局和商业局合并的人员，从工商登记这条线来说，熟悉整个程序业务的就我一人。难道是在我无意中得罪了我的同事？我仔细回忆了在新局工作的那段时间，应该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呀？所说的“原单位”是哪个原单位呢？我又不便去问仔细了。再三地追问，难免会引起他人的误解。以为我因为这句话，心存芥蒂了。这似乎对我也不太有利哦！
我脱产读书前，虽然工作在局里，但编制还在基层所。属于“以工代干”的身份。难道是我调去后呆的时间不长的那个所？应该也不会呀，在所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所领导似乎很看重我的工作。虽然，借到局里工作后，后来被他借故要了回去。回去后，我也着实给他出了不少难题。没过半年，我又重返局里工作。似乎也没有必要心存芥蒂吧？
再说，任何一种境遇，都是有利有弊的。被要回所里工作的这小半年时间里。我已将弊的因素消除到了最小的状态，而将有利的因素发扬光大到了极致，这已足以让我心态平衡了。还用得着如此地耿耿于怀吗？难道是我在有意放大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时，伤害到了旁人的利益？应该没有吧？同事间的相处也一直很融洽，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利益相争的事情。
再说，在一个基层所，有什么利益可争的呢？所有的人、财、物权都统一在局里。我难道会去跟人争一些蝇头小利吗？难道是我最早工作的那个故乡小镇的基层所？这倒是有可能的，那位负责人难免会对我心存芥蒂。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清高是根深蒂固的，他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吗？但是我跟他的矛盾，只是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而且当初的这个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证实我的意见是对的。他是一个明智的人，应该不会重提这件事。重提这件事，难道他会感觉颜面有光吗？我百思不得其解，只有心中存疑了。
我不知道班级的支委们后来是怎么统一意见的。两个发展的对象同一批加入应该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吧！那天，召开支部大会的一幕之所以许多年之后，仍让我记忆犹新，是因为出现了令人发噱的话题，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那天，我正患感冒，发着低烧。但是，通知我参加支部大会时跟我很明确了不能请假。我只能带病坚持了。我一直以为能解决我的组织问题会拖到下一批，没想到还是在这一批解决了。这多少让我感觉到有些意外。
开会时，同学们都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两个联系人介绍了我在单位时的工作情况、表现，也没有再提有人对我有意见这件事。在校学习时的表现有目共睹，支部书记也只简单的点了点。然后是两位联系人在征求了我的意见后，成了我的入党领导人，再以介绍人的身份作了介绍，也算是履行了各自的职责。这时，那位来自企业的支委突然提出，要我在支部大会上表个态：入了党之后，不能对对我有意见的人打击报复。我一愣：这是唱的那一出戏哦。打击报复对我有意见的人？我还不是党员，自然从未参加过支部大会，我真还不知道会有这样一个程序。
显然，这样的提议也让在场的其他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有些同学的脸上明显地呈现出了诧异。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态该怎么表？我虽然因为正发着烧，身子发软，头脑昏昏沉沉。但是，仍努力站了起来。身后的同学，也是我其中的一位介绍人，轻轻地拍了我一下，说：
“你正发着烧，坐着说吧！”
话音虽不响，但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显然大家都听见了他说的话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说给大家听的，或者是对那位让我表态的支委表达了不满吧！我仍然站着，这时候的我，居然意识分外清醒。我不徐不急地说了三层意思，大致是：我申请加入组织，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我今后想当官；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难免都会碰到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如果有了意见和矛盾，都要打击报复的话，这个世界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我这个人别的优点不多，但是肚量还是比较大的，迄今为止，我还没意识到谁对我有意见，或者我对谁有看法。所以，担心我日后会对人打击报复的忧虑不知从何而来？我又为什么要对人家打击报复？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表态是否让人满意？说完之后，我依旧站在那儿。后面的同学见我话说完了，再次示意我坐下。我顺势坐了下来。我的目光瞟向那位一直关心我的同学，我见她不易察觉地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是举手表决。我特意将目光扫向那位让我表态的同学，我见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终于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支部委员会一致同意我的加入，该走的程序终于全部走完，也许，我的人生从此将翻开了新的一页。
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我常常会产生很滑稽的感觉。我一直无法惴想那位同学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让我表这么一个态？他的目的和动机又是为了什么？是我的发展让他感到心里不平衡吗？应该不会吧？我与他今后的工作经历肯定不会交叉，在工作上肯定也不会有交集。难道我的出现会影响到他日后的升迁？这样的顾虑太匪夷所思了。或者是他受到了什么人的蛊惑？应该也不会呀，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经历和阅历的人，难道还不能把握自己？可是，他为什么这么明显地给我出难题呢？
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见到我时，总是一脸的尴尬。我却始终毫不在意地和往常一样，该说的，该笑的，照说，照笑。一次期末考试，我和他及另外几个早早考好，提前离开考场的同学，在考场外的大树下聚首，他站在一侧，冷落地没有加入我们考后的议论。每次考试后，兴奋的劲儿还没有过去，考完的同学脸上仍留着考完试后兴奋的红晕。我见他冷落地站在一侧，便特意走去他的身边，找话跟他攀谈起来，他肯定没有料到我居然会主动找他聊天，一愣之后，很快接上了话题。脸上闪现了一丝红晕。边上有一位同学是另外一家厂的领导，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
见考场上不断有人考完后出来，趁大家的目光投向刚考完出来的那几个人时，边上的那位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这个家伙还真是个政治家的料哦！”显然，那次支部大会上的一幕，大家记忆犹深，私下必定有所议论，只是我不知道他（她）们在议论些什么罢。不过，我也不想知道他（她）们在议论些什么，为我们鸣不平也罢；觉得他不应该在这种情势下突然发难也罢；感到奇怪，觉得这不太像他平时的待人处事也罢。一切都已过去。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堪。如果，他确实有意无意地想对我造成伤害，目的也没有达到。不知在他同样也举手表示赞成之后，心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丝多此一举的感觉。
几年后，我去一个乡镇担任党委书记。在我出任这个镇的党委书记之前，他已经是厂长了。在他的授意下，那个厂与我去的那个镇下面的一个村有一些经济往来。我去了后，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来找我，他大概了解到我与这位厂长曾是同学。所以，说是要约他和我聚一聚，问我是否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行啊，你约嘛，我必定出这个面！”
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消息，也不知是他心中有愧不愿见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也没有在意，也不愿去深究是什么原因。在每年一次的同学聚会上，我们见面了，我也绝不提这个话题。他自然也不会提。又十年后，我终于跨出了下海经商这一步。那时，我所在的集团公司想在他所在厂的下属分厂边建一家热电厂，希望在供气的问题上能跟他厂有一个合作计划。先是有信息传来说，他有意向合作。所以，对办热电厂我信心满满。
那时的国家政策，小热电属于控制项目，将推行“以汽定电”的限制措施，也就是热电厂能消耗多少汽，才能上网多少度电。既然有工厂有合作意向。那么办这个热电厂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的。后来，为了验证传来的信息的可靠性，我特意去他的厂子找了他。在谈到这件事时，他的不确切答复，让我感到他没有合作的意向。而且，他的这家总厂，本来就有一家热电厂，如果他的下属分厂要用汽的话，他为什么要找别的热电厂合作呢？所谓的他有合作的意向，只是我所在的集团公司的一些人急于要上这个热电项目，自己骗自己的想当然而已。如此情形下，让我终于丧失了上这个热电项目的信心。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加入组织，让我的一切变得顺利了起来。先是有消息传来说，我的行政编制问题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不再是“以工代干”的身份了；也就是说，我已正式成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了；也就是说，脱产学习期满后，我不会再回去基层所里工作了。也就是说，我终于摆脱了可能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忧虑了。
接着是局里通知我，让我抽空去局里领一套石油液化气设备。我很清楚，只有局里正式编制的人员，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我一直盼望着有那么一天，现在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了。这将解决多少我一直忧心忡忡的问题呵。很快，我女儿快上学了，女儿上学之后的接送问题怎么解决？女儿上幼儿园时，我上下班时去接去送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上小学了，小学的作息时间不会依照机关的作息时间。
如果，我仍是“以工代干”的借用人员，别人不说，自己能日复一日地提前离岗吗？肯定难免让人尴尬。而且，只要是正式的行政编制人员，我就能享受局里的福利分房了。那种每天翻越高桥的日子，终于有希望告别了；那种两户人家同居一间中套房的尴尬日子，也终于将到头了。只是，我将不用再驮着女儿每天两次翻桥，但是，翻桥的任务却将落到妻子的头上。妻子上下班还得走这条路。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安。
我将新增添的忧虑告知妻子，妻子却无畏地说：“我一个人上下班翻桥，总比你带着女儿翻桥轻松些。能争取到局里的房子真是求之不得呢！”妻子终于也盼到出头了，自然也是兴奋。那时，当妻子知道我终于争取到了脱产读书的机会，也为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常常会说：“我知道，我不会看错你，你肯定会有出息。你也天生是一个读书的料。”脱产读书之后，岳父因也从此高看我一眼，这也是我能明显感觉得到的。
过了没多久，便有正式消息传来，说是局里有打算要为几位新入编的年轻人购房了。与我一起转为行政编制的另外还有两位。原先与我一样，都属于“以工代干”身份，从基层所借调在局里工作。他们是与我一起经考试被录用在这个部门工作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也没有我那一番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都还没有成家。
我脱产读书后，他们两位分摊了我原先承担的工作。得到这个消息，总是让人兴奋的。但我不敢贸然去局里询问。我怕过早地流露出我的兴奋，难免会让人不愉快。一切顺其自然比较好。下课后去接女儿还早，我仍然会去局里转一转，我绝口不打听此事，只当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天，我一走进局里，正碰上那位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一见我，便笑着说：“正想让人去通知你来一趟局里呢，你倒来了，正好。现在你们三个一起跟我走一趟。”于是，他又叫上了另外的那两位新入编的年轻人，我们一起骑车随他走。到了一幢新建的楼房前，他才掏出钥匙说：
“局里这次在这儿购买了四套住房，一次性解决你们三个人的住房问题，现在带你们看一看，在看的时候，你们自己掂量一下，说说自己住哪一套比较合适。”
然后，他带着我们依次看了这幢楼房临东的那个单元的东侧那一套的底楼、二楼、四楼和五楼。这是一幢一梯四户的住宅。户型虽小。倒也是有大小两个房间，有一个小客厅，厨卫齐全。房子的缺点是，这个单元中间的那两套房子是突出的，这对东侧和西侧的房子都带来了许多的不利。西晒的太阳和东晒的太阳，东西两侧的房子只能享受其中的一侧。兜了一圈之后，重新回进四楼的那套房子。副局长说：
“四套房子都看了，底楼的那套你们不用考虑。二楼、四楼、五楼，你们各自挑。讲一下，自己适合住哪一套。”
我疑惑地看着这位副局长，不清楚他的意图。就这样分房了吗？我又将目光投向那两位同事。其中一位同事迟疑了一下，首先说道：“我住二楼吧。”另外那一位紧跟着说道：“那我住五楼吧！”这三套房子，应该是四楼的最好。我疑惑地扫了那两位同事一眼：嚯，姿态还蛮高的哦。
“那这一套就归你了！”
副局长用脚尖踮了踮地面说道，顺手将拿在手中的钥匙递给了我。又从裤袋里拿出另外两套的钥匙，分别递给了我的那两位同事。我经常能听到传言。说某某单位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几套房子，结果，在分配时，起了矛盾，弄的几家欢笑几家怨。好事成了坏事。何以我们这一次分房姿态都这么高了呢？不过，按实际情形来看，我的条件确实比那两位更有优势得多。
首先，我的工龄比他们长。虽然，我们是同一批经考试进入这个单位的。但我曾经下乡插队四年多。这四年多的时间是算我的工龄的。其次，我已婚，且已有女儿，他们都还未婚呢！他们果真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吗？要知道，在那时，尽管是机关工作人员，要到手一套房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得局里同意购买，然后，由局出面向财政打报告。这个报告也不是随便可以打的。先得经分管区长同意，然后由分管财政的区长首肯。局里才能正式提出书面报告。在这样的程序后，一般财政总会批复同意，再就是划拨购房资金。
尽管房子的钥匙已在我的手中，但我心中的疑惑却没有解开。这段时间何以就这么顺呢？这个心中的疑团，是在几天后住二楼的那位同事无意中的一句话给解开的。
分到房子后，自然得进行装修。哪怕是再简单的装修，也得使用水泥、黄沙。那天，我让人弄来了几袋水泥，抬上四楼累得气喘吁吁。下楼时，看见二楼的门开着，就顺路去拐了拐。想询问一下二楼那位同事打算怎么装修？进了门，只见他正带了人在那儿指手画脚，摆出一副打算大肆装饰的架式，我顺口说道：
“这么小的一套房子，简单弄一下就可以了，何必花这么大的精力呢！”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说道：“这么小的一套房子，也花了多少精力才拿到手的呢！”他顿了顿，见我似是不解，又说道，“你当然了，什么事也不管，都拿了现成的。编制、房子、煤气，一样不少！”
他见我似要开口，又似乎发觉自己话说得太多了，赶紧刹住了口。哦，我似乎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的父亲是我曾工作过的那个基层所的所长，那年，便是为了他的这个儿子能借调到局里工作，硬是以工作需要为由，将原本借调在局里工作的我，要回所里工作。他的未婚妻的父亲，是另外一个区的工商局副局长。同级之间，自然是好说话了。看来，他几天前，主动要了二楼的这一套房子，是事先做了工作的。不然的话，何以服众呢？
哦，我明白了，我只是搭上了顺风车而已。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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