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露台
夕阳的余晖洒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特纳·史密斯、霍华德·修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三人端着酒杯，看似在享受加州的黄昏，实则进行着一场关乎未来战略的密谈。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成功平息了中产阶级的恐慌，这让赫斯特有些气馁，但特纳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种洞察一切后的冷静笑容。
“威廉，”特纳抿了一口威士忌，对赫斯特说，“别垂头丧气。罗斯福的这次谈话，恰恰暴露了他最大的弱点——他怕了。他怕失去中产阶级的信任。这证明了一点：在美国，谁真正赢得了中产阶级，谁就掌握了权力的钥匙。罗斯福的新政联盟，核心就是工人和中产阶级。这是他绝不能丢失的基本盘。”
赫斯特皱起眉头：“所以呢？他现在亲自下场承诺了，中产阶级安心了，我们还能做什么？难道我的报纸还要去夸他说话算话？”
“不，当然不是。”特纳的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你的报纸要换一种方式。不要再煽动恐慌，那已经没用了。你要‘帮助’总统，扮演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对他的谈话进行‘深入、理性’的分析，找出他话语中模糊的、可能在未来产生变数的部分。比如，他强调‘这次法案’不起征，那么下一次呢？他强调‘我的政府’不会，那么下一届政府呢？你要用一种忧国忧民的口吻，提醒公众和国会‘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法律的明确性’问题。我们要把水搅浑，让法案的辩论陷入细节和程序的泥潭，拖延它通过的时间。时间，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宝贵的武器。”
修斯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一丝烦躁和不安：“特纳，你说的轻巧。这样在报纸上阴阳怪气，不断试探，你就不怕罗斯福记恨在心？他现在是总统，权力巨大，万一等他缓过劲来，秋后算账，我们谁吃得消？”
特纳转过身，看着修斯，脸上露出一丝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表情：“霍华德，我怕，我当然怕。没有人不怕一个掌握国家机器的强势总统。但是，我们更要看清现实。罗斯福不是神，他是一个病人，一个工作强度极大、身体背负着沉重负担的人。”
他压低声音，仿佛在陈述一个冰冷的事实：“他的高血压，他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些都在不断消耗他的生命力。你以为他那种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能撑多久？五年？十年？医生私下里的判断可能更悲观。我们不需要战胜他，我们只需要…等待。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等待？等他死？！”修斯几乎要叫出来，他看了一眼周围，压低声音，“上帝啊，特纳！这太被动了！万一…我是说万一，这家伙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能熬，再活个二三十年呢？难道我们这二三十年就在他的阴影下，眼睁睁看着他把税率维持在94%这种抢劫的水平？那我们还不如现在就把公司搬到瑞士，去非洲看狮子算了！”
特纳拍了拍修斯的肩膀，语气恢复了平静和自信：“霍华德，冷静点。你不会真以为94%的税率能成为美国的永久性政策吧？这不可能。这绝对是战时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措施。罗斯福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么高的税率是杀鸡取卵，会把资本吓跑，会导致人才和财富外流，最终损害的是美国的长期竞争力。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包括他罗斯福自己的执政业绩。一旦战争结束，或者哪怕只是战局稳定下来，社会压力缓和，税率必然会下调。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正面推翻它，而是尽可能拖延它全面实施的时间，减少它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为战后的税率回调做好准备。”
修斯苦笑一声，摇了摇头：“下调？从94%下调到70%？或者60%？特纳，这有本质区别吗？对我们来说，70%和94%都是难以接受的抢劫！只不过一个是抢走你七成的财产，另一个是几乎全部抢走再给你留口饭吃而已！”
特纳沉默了片刻，望着远处沉入地平线的太阳，缓缓说道：“有区别，霍华德。70%的税率，意味着还有30%的利润，企业还能勉强维持扩张和创新，资本家还有继续玩下去的动力。而94%…意味着游戏结束。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就是让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而不是掀桌子。我们要相信资本主义的韧性，也要相信美国政治钟摆回调的规律。罗斯福的时代终将过去，而资本的力量，永不消失。”
他最后对赫斯特说：“所以，威廉，按照我说的去做。用你的笔，为我们争取时间。我们要像最耐心的猎人一样，等待时机。”
露台上陷入沉默。三人各怀心事，望着洛杉矶华灯初上的夜景。他们深知，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博弈，赌的是罗斯福的健康，赌的是战争的进程，赌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修复能力。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保守、实则极其冷酷和现实的斗争之路——避免与巅峰期的罗斯福正面对决，而是潜伏下来，等待他力量衰退的那一刻。资本与权力的漫长拉锯战，进入了又一个相持阶段。
纽约，赫斯特的办公室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叼着雪茄，看着刚刚印出来的、墨迹未干的报纸清样，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得意和嘲讽的复杂笑容。头版标题不再是往日的激烈抨击，而是显得格外“正面”：《炉边谈话显真情，总统心系中产福祉》、《论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贡献与未来隐忧》。
他对身边的编辑主笔说：“看到了吗？这才是最高明的攻击。我们不骂他，我们夸他！我们要把罗斯福捧得高高的，高到让他自己都下不来，高到让所有人都开始担心，他这座‘保护神’一旦倒下，天会不会塌下来！”
文章里充满了对罗斯福“体恤民情”、“勇于向富豪开刀”的“赞美”，但笔锋一转，开始提出一系列“忧国忧民”的疑问：
“罗斯福总统的承诺固然令人安心，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他个人的威望和权力之上。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如果下一任总统不再是罗斯福先生，他这些保护中产阶级、约束富豪的行政命令和政策，还能延续下去吗？”
“下一届政府，会不会为了讨好财阀，废除累进税制，甚至将本应由富豪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到中产阶级头上？毕竟，中产阶级是更‘安全’、更庞大的税基。”
“罗斯福总统的本意是好的，但他能约束得了他的继任者吗？美国的未来，能系于一人之身吗？”
赫斯特冷笑着对心腹说：“我就是要在他和民众之间种下怀疑的种子。我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现在的‘安全感’是完全依赖于罗斯福这个病人脆弱的健康。我要逼他思考身后事，让他陷入选择接班人的政治泥潭，让他分心！只要他开始为未来焦虑，他对当下事务的掌控就会出现缝隙。”
华盛顿，白宫二楼
报纸被迅速送到了罗斯福的办公桌上。罗斯福仔细阅读着赫斯特的“赞歌”，他的脸色从最初的平静逐渐变得阴沉，最后他将报纸扔在桌上，发出一声混合着恼怒和疲惫的叹息。
“这个赫斯特…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罗斯福对一旁的哈里·霍普金斯说道，声音带着一丝罕见的无力感，“他把‘捧杀’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他表面上是在为我唱赞歌，实际上每一句都在挖我的墙脚，都在提醒人们我的健康问题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他这是把水搅浑的最高境界。”
霍普金斯担忧地看着总统：“总统先生，他说的话虽然难听，但…但确实戳中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您的政策，尤其是触及深层利益改革的这部分，高度依赖于您的个人权威。一旦…一旦您不在了，很多人担心这些政策会被逆转。华尔街和那些保守派，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反扑的机会。”
罗斯福沉默了。他推动轮椅，缓缓移到窗前，望着窗外萧瑟的冬日景象。赫斯特的毒计，像一根冰冷的针，刺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隐忧。他自己比谁都清楚，他的身体正在透支。他的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海军少将最近一次体检后，私下里用极其严肃的语气警告他：“总统先生，您必须大幅减少工作量，您的血压和心脏负荷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几年时间了。
“哈里，”罗斯福的声音变得异常低沉和严肃，“赫斯特有一点没说错…我现在还能压得住场面，还能从那些富豪口袋里掏出钱来。但我不在了以后呢？谁会继承我的政治遗产？谁会继续扛起这面‘新政’的大旗，去对抗那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谁会保证…保证下一任总统不会为了讨好华尔街，反而向中产阶级开刀？”
这个问题，沉重得让房间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选择接班人，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决策，更关乎他毕生奋斗的事业能否延续，关乎千万依赖新政的普通民众的未来。
罗斯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的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早已与他决裂，成为保守派的代言人。内阁中，虽有亨利·华莱士这样的激进改革派，但其观点过于理想化，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哈里·霍普金斯是他最信任的助手，但健康状况同样不佳，且缺乏独立的全国性政治基础。其他人选，似乎都难以同时平衡党内各派势力和应对战后复杂的国际局势。
“我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罗斯福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在我还能掌控局面的这段时间里，我不仅要推动眼前的法案，更要为未来布局。我需要找到一个足够坚强、足够聪明、并且真正信仰新政理念的人，来接过这副担子。绝不能让赫斯特、特纳那些人的预言成真！”
赫斯特的“毒辣赞歌”，阴差阳错地迫使罗斯福提前面对他一直在回避的接班人问题和历史遗产焦虑。一场围绕未来权力交接的暗战，已在白宫悄然拉开序幕。罗斯福深知，与时间赛跑，为他毕生的事业找到一个可靠的守护者，或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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