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的呼声如春潮般涌动，席卷了整个广州革命基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内，各种进军方案、兵力调配、后勤筹划的会议日夜不休，各路将领摩拳擦掌，争相请缨，气氛热烈而焦灼。然而，在这股近乎狂热的氛围中，一份冷静、深邃、极具战略穿透力的军事方略的悄然出现，却如同投入沸水中的一块寒冰，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巨大震动。
这份方略的起草者，正是楚云飞。
在主动请缨北上并获得蒋介石的首肯（虽未正式任命，但已默许其参与核心筹划）后，楚云飞并未沉浸在兴奋中，而是闭门数日，谢绝一切不必要的应酬，伏案疾书。他结合自己超越时代的军事视野、对当前敌我态势的深刻理解以及数月来对北伐沿途地理、民情、军阀派系矛盾的潜心研究，撰写了一份题为《北伐军事方略刍议》的详尽报告。
报告摒弃了当时军中流行的盲目乐观和单纯强调勇武的论调，开宗明义便指出：“北伐之战，非一城一地之得失，乃倾国之力，争天下之势。欲竟全功，必先谋定而后动，知彼知己，庙算胜者，方能得算多也。”
报告的核心内容，震惊了所有阅者：
一、 “三阶段”战略： 楚云飞创造性地将整个北伐战争划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1. 长江阶段（破局）： 以两湖（湖南、湖北）为主战场，核心目标是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夺取武汉三镇，控制长江中游。此阶段贵在“快、狠”，需以雷霆之势打开局面，震慑全国。
2. 东南阶段（扩势）： 主力东向，消灭盘踞苏、浙、皖、闽、赣五省的军阀孙传芳。此阶段需“分进合击，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并用”，利用孙部与直、奉系的矛盾，分化拉拢，避免四面树敌。
3. 中原阶段（决战）： 最后与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决战于中原。此阶段是“国力与战略之总较量”，需充分准备，等待国际形势变化，寻求决战时机。
二、 “闪电突进与重心打击”战术： 他极力主张北伐军不应沿袭旧式军队步步为营、缓慢推进的战法，而应集中精锐，组成数个快速突击兵团，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各自为战的弱点，大胆穿插，长途奔袭，直取对方政治军事中心（如长沙、武汉、南昌、南京），打乱其指挥体系，瓦解其抵抗意志。他强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每次战役必须力求歼灭敌有生力量。
三、 “政治先行，军事相辅”： 他深刻指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政治斗争。军队必须与民众运动相结合，沿途发动工农，宣传革命主张，瓦解敌军士气，争取地方势力支持。同时，要充分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直系、皖系、奉系以及各自内部），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
四、 “后勤乃生命线”： 他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论述了后勤保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北伐军千里远征，后勤补给线漫长脆弱，必须建立高效、可靠的兵站系统，确保弹药、粮秣、医药的供应，并提出利用水路运输、就地筹措、争取民众支持等多管齐下的方案。
五、 “国际视角与风险预警”： 他甚至前瞻性地分析了国际列强（尤其是日本、英国）可能进行的干预（如济南惨案般的事件），建议提前进行外交斡旋，并在军事部署上做好应对突发国际事件的预案。
这份报告，思路之清晰、谋划之深远、见解之独到，完全超越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将领的认知水平，其大战略观、对现代化战争的理解以及对政治、经济、外交因素的综合考量，令人叹为观止。
报告通过机要渠道，被呈送到蒋介石的案头。据说，蒋介石在书房中独自审阅了整整一夜，期间数次停下，走到巨大的军事地图前久久凝视。第二天，他召集了何应钦、白崇禧、加伦顾问等最高幕僚进行闭门研讨。
会议上，反响极为强烈。有人惊叹于其宏大的战略构想，称之为“平定天下之良策”；有人则对其“冒险”的快速突击战术表示怀疑，认为过于激进；更有人对其强调“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的论点感到不安，认为有“赤化”之嫌。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无法忽视这份方略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和颠覆性力量。
蒋介石最终没有完全采纳方略中的所有建议（尤其是一些触及敏感政治和利益分配的部分），但其核心思想——三阶段战略、重点打击、速战速决——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北伐的整体布局。他对楚云飞的评价，也再次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此子不仅是一员战将，更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帅才！其才堪大用，但其思想之独立和深邃，也需更加警惕地驾驭。
很快，楚云飞被正式任命为北伐先锋部队（由第一军精锐组成）的指挥官，并获授权在一定范围内“临机决断”。这份《北伐军事方略刍议》虽未公开，但其精神已渗透进北伐的最高决策层，成为指引这场伟大战争走向胜利的隐形罗盘之一。
楚云飞得知任命和各方反应后，面色平静。他撰写方略，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是真心希望减少北伐的波折，更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的舞台。如今，目的达到了。他站在北伐进军路线图前，目光锐利，仿佛已越过千山万水，看到了中原大地上即将燃起的烽火。
“北定中原，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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