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的冷雨敲打着“时光修配铺”的玻璃窗，顾时安蹲在工作台前，指尖捏着那枚生锈的齿轮。齿轮边缘的齿牙缺了三颗，断口处凝着层青灰色的锈，用放大镜一看，锈迹里嵌着极细的铜丝，像被人故意缠上去的。这是他继承这间老钟表铺的第十三个月，齿轮是前店主老钟的遗物——那位据说能修好任何钟表的老人，在去年冬至那天突然倒在柜台后，怀里揣着个拆开的怀表，表盖内侧刻着个“钟”字，而所有齿轮的铜轴上，都缠着同样的细铜丝。
顾时安是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却对老物件有种近乎执拗的偏爱。他发现这枚齿轮的材质很奇怪：寻常黄铜齿轮泛着暖光，这枚却透着冷意，齿牙的间距与铺子里那座1927年的德国落地钟完全吻合。老钟的账本里夹着张纸条，用铅笔写着“每差三秒，齿轮多缠一圈铜丝”，旁边画着个沙漏，沙子漏完的位置标着个红点。
“顾哥，落地钟的机芯拆下来了。”学徒小秋举着个零件盒进来，工装裤上沾着机油，“您看这——第三组齿轮的轴上，真的缠着铜丝，圈数正好是七圈。还有，钟摆的配重块里是空的，藏着半张火车票，1943年从上海到南京，乘客姓名处写着‘钟’。”
顾时安的目光落在落地钟的钟盘上。三点零七分的位置，玻璃罩有道细微的裂痕，形状与齿轮缺角的轮廓完全一致。他想起老钟临终前含糊的话：“时间会骗人，但齿轮不会，三圈铜丝就是三年。”而附近的老街坊都说，老钟年轻时总在深夜修钟，落地钟敲响时，铺子里会多出个穿长衫的影子，跟着钟摆的节奏摇晃，等天亮就消失了，只在工作台留下圈铜丝，像谁用指尖绕的。
小秋在老钟的工具箱底层，找到个铁皮盒，钥匙孔是齿轮形状，正好能插进那枚缺角齿轮。盒子打开的瞬间，股陈旧的樟脑味漫出来，里面装着七枚齿轮，每枚都缠着不同圈数的铜丝，其中一枚的断口处，沾着点暗红色的东西，化验后证实是干涸的血迹，血型与老钟的一致。
“1943年是抗战时期，”小秋翻着地方志，“老钟的父亲，也就是钟表铺的上一任主人，就是那年从上海去南京后失踪的。有人说他是地下党，去传递情报时被逮捕了，也有人说他把情报藏在了钟表里，自己变成了时间的一部分。”
落地钟突然敲响，却只敲了三下就停了，钟摆的影子在墙上投出个倾斜的“3”，与账本上的红点重叠。顾时安拆开第七枚齿轮，发现铜丝缠绕的纹路组成了串数字：“1943.12.22”——正是老钟父亲失踪的日子，也是去年老钟倒下的冬至。齿轮的铜轴是中空的，里面藏着卷极薄的铝箔，上面用针刻着字：“钟盘背后，第三块砖，情报在钟摆配重里”，字迹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刻下的。
按铝箔上的提示，顾时安敲开钟盘背后的砖墙，里面露出个油纸包，包着本泛黄的日记。1943年12月21日那页写着：“明日赴南京，将日军军火库位置刻于齿轮，每圈铜丝对应一组坐标。若我未归，让钟摆继续走，走够二十一万九千圈，就是真相大白时。”日记的最后，画着个小小的落地钟，钟摆的位置标着“3”。
“二十一万九千圈……”小秋掰着手指算，“落地钟的钟摆每分钟摆60次，一天就是八万六千四百次，二十一万九千圈正好是两天半——难道是说，两天半后会有什么事发生？”
当晚，顾时安守在落地钟旁，看着钟摆一圈圈摇晃。凌晨三点零七分，钟摆突然卡住，铜制的配重块“当啷”落地，摔成两半，里面滚出卷胶片。投影在墙上，是1943年的南京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七个地点，每个地点旁都标着齿轮圈数——正是日军的七处军火库。
“老钟这是在完成他父亲的遗愿。”顾时安摸着那些齿轮，“他每年冬至都拆开钟表，调整铜丝的圈数，其实是在计算时间，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公布情报。去年冬至他倒下，是因为……”
话没说完，小秋突然指着铁皮盒底层的暗格，里面藏着张照片：年轻的老钟父亲站在落地钟前，手里举着枚齿轮，旁边站着个穿军装的男人，袖口绣着个“汪”字——是当年伪军的标志。照片背面写着：“内鬼是钟表铺的学徒小汪，他偷走了一枚齿轮，导致情报不全。”
顾时安猛地想起，铺子里有个常客，姓汪，总爱打听老钟的修钟手艺，上周还借口修怀表，在落地钟旁徘徊了很久。他赶紧报警，警方根据完整的坐标，在南京郊区找到了当年日军军火库的遗址，证实了日记里的情报。
三个月后，顾时安修复了落地钟，却故意让钟摆每天慢三秒。他说这样一来，老钟父亲的时间就不会结束。有时深夜加班，他会看见工作台前多出个模糊的影子，正用指尖绕着铜丝，影子抬头时，眉眼与老钟有七分像，又带着点陌生的锐利，像谁把1943年的目光，透过齿轮的缝隙，投向了现在。
那七枚齿轮被放在玻璃罩里，摆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寒露的雨再落下时，顾时安听见齿轮转动的轻响，像无数个被拉长的瞬间，在时光里慢慢拼接，终于露出了藏在铜丝背后的真相——有些等待，哪怕跨越近百年，也会随着钟摆的摇晃，准时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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