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三节
东栅大街的空气里还飘着嘉善塘命案的碎末，茶坊里的老汉们刚把死者的身份猜了个七七八八，墙根下纳凉的婆娘就又开始咬耳朵，说夜里听见谁家男人在巷口哭，哭得跟丢了魂似的。我蹲在自家门槛上择菜，耳朵却支棱着，听着那些真假掺半的传闻在石板路上滚来滚去，像晒化了的糖稀，黏糊糊地裹着整个夏天的闷热。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噔噔”的脚步声，急得像是踩着火炭。我抬头，正撞见邬叔叔的影子卡在门框里，他那顶半旧的蓝布帽歪在一边，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洇湿了衬衫领口。往常他来总爱先在门口喊一嗓子“阿二在干嘛”，今天却半句废话没有，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就往院墙外拽。
“轻点轻点，”我被他拽得一个趔趄，手里的苋菜撒了好几片，“邬叔你这是咋了？”
他把我按在斑驳的砖墙上，背对着大街，脸凑得极近。我这才看清他的眼睛，红血丝像蛛网似的爬满了眼白，平时总带着点笑意的嘴角抿成一条直线，硬得像块冻住的铁块。“阿来头在你家吗？”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气音里裹着股说不清的寒意，刮得我耳朵尖发麻。
我心里“咯噔”一下。阿来头这名字最近在东栅口不陌生，听说他总带着两个半大的小子在东栅大街晃悠，有一个还把头发染得花花绿绿，见了姑娘就吹口哨。我跟他确实碰见过几次，无非是在杂货店买酱油时遇上，他斜着眼看我，我低头付钱，跟他连“点头朋友”都算不上，顶多是两条偶尔交叉的影子。
“没有啊，”我下意识地摇头，手指抠着墙缝里的青苔，“我跟他不是很熟，除了那次不愉快，平时没交集，真不熟。”我抬眼瞅他，“出啥事了？您找他这么急？”
邬叔叔的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两圈，像探照灯似的，恨不得把我心里那点念头都照得透亮。“你别骗我。”他又说，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这是我头一回见他这样，连去年抓小偷时都没这么吓人。
“骗您干啥？”我把声音放软了些，带着点讨好的笑，“我要是见着他，还能不跟您说？到底咋了嘛？”
他沉默了片刻，喉结动了动，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命案。”两个字从他齿缝里挤出来，轻得像片羽毛，却在我心里砸出个坑。
“又……又出命案了？”我舌头有点打结，手里的苋菜叶子被捏得烂糟糟的。前阵子嘉善塘那具浮尸的样子还在脑子里晃，现在又来一桩，这东栅大街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我没忍住，带着点年轻人的莽撞打趣道：“邬叔，我咋觉得自您来了东栅口，这命案就跟着扎堆儿来呢？”
“胡说八道！”他眉头猛地一拧，语气沉了下来，“是有命案我才来的，别弄反了因果。”他顿了顿，脸色缓和了些，却还是紧绷着，“不跟你扯这些。你跟我说实话，据你了解，他能去哪儿？”
我盯着墙根下一只爬得飞快的潮虫，脑子里飞快地转。阿来头那帮人平时爱往哪儿钻呢，忽然想起上个月在街边菜场看见的情景——老破细正给阿来头递烟，点头哈腰的，活像只摇尾巴的狗。老破细是开理发店的接触的人杂，说不定就藏在他家。
“他……他好像跟老破细走得近，”我迟疑着开口，“前阵子见过他们在一块儿抽烟，至于去没去他家，我就说不准了。”我又追问，“到底是谁杀了人？”
邬叔叔没接我的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胳膊，力道不轻。“刚才的话，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他的眼神里带着警告，“漏了风，他们换了地方藏，再抓就难了。”
“我懂，保密。”我赶紧点头，心里那点看热闹的心思早没了，只剩下莫名的紧张。
邬叔叔跨上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脚蹬子“咔嗒”一声，自行车就像支离弦的箭，拐进巷口不见了。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把烂掉的苋菜，风一吹，后背竟有些发凉。
后来才知道，邬叔叔那天真的在老破细家的床后面抓到了人。阿来头被按在地上时还嘴硬，说自己啥也没干，是旁边那个矮胖的小子抖得像筛糠，没等审问就全招了。
事儿说起来简单得让人发怵。就在头天夜里，他们三个在化肥厂宿舍门口闲逛，迎面撞上一个下班的工人。大概是天黑路窄，肩膀蹭了一下，两边就吵了起来。那工人骂了句“小流氓”，矮胖子就红了眼，从裤兜里掏出把折叠刀，原本是想吓唬人，照着对方大腿捅了一下。谁也没想到，就那么一下，偏偏捅破了大动脉。血涌出来的时候，三个半大的孩子都吓傻了，眼睁睁看着那人倒在地上，没了声息。
法院判的时候，小胖子因为未成年，免了死罪，判了无期。可这“无期”没熬多久，听说几年后在劳改农场越狱，被哨兵开枪打死了，尸体拖回来的时候，衣服上全是血窟窿。阿来头是主犯，虽说刀不是他捅的，但法院认定他是团伙头目，直接判了死刑，秋后就执行了。
我是在菜市场听卖鱼的王婶说的，她说阿来头被押上刑场时，脸白得像张纸，腿软得站不住，是被两个法警架着走的。我手里提着的草鱼在塑料袋里扑腾，溅了我一裤腿的水，我却没心思擦。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藏在床板下的那把刀。那是把弹簧刀，去年生日时同学送的，说是“出门在外，总得有点家伙防身”。我确实带过几次，走夜路时攥在手里，觉得腰杆都能挺直些。可现在看着那闪着冷光的刀刃，脑子里总浮现出化肥厂宿舍门口的血泊，还有阿来头被架走时的样子。后半夜，我悄悄爬起来，把刀扔进了下塘桥下的芦苇荡里。水面“咚”的一声，像块石头落进了心里，倒也踏实了。
扔刀那晚的月亮很薄，像片被风刮碎的瓷片，贴在下塘桥的水面上。我蹲在桥洞下，看那把弹簧刀沉进芦苇荡时带起的涟漪，一圈圈晕开，把月光搅成了碎银。水里有我的影子，缩着肩膀，像只受惊的鸟——原来我也会怕。
以前总觉得带把刀是厉害，走夜路时摸到冰凉的刀柄，就敢瞪那些斜着眼看我的混混。可阿来头被法警架着走的样子，还有化肥厂宿舍门口那摊没来得及擦的血，总在眼前晃。那血是热的吧？流在地上的时候，会不会像夏天晒化的柏油，黏住路过的蚂蚁？
我开始练钢球。天不亮就爬起来，院子里的炮筒树还浸在露水里，树干滑溜溜的。起初扔出去的钢球总打偏，要么撞在墙根的青苔上，弹回来砸到脚脖子，要么就飞进隔壁吴家的鸡窝，惊得母鸡咯咯叫。吴婶隔着墙骂：“木子你发癔症呢？大清早砸我家鸡！”我拎着俩鸡蛋赔罪，下次照样练，只是准头慢慢攒了些。
三个月后，我能打中炮筒树最粗的那根枝桠。那枝桠上有个疤，是去年雷劈的，黑黢黢的像只眼睛。每天晨光刚漫过墙头，我就站在院心，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钢球，盯着那疤。手腕一抖，“啪”的一声，钢球准准嵌进疤里，震得枝头的露水簌簌往下掉。练到后来，闭着眼都能听出球落的位置——砸在树干上是“咚”，打在枝桠上是“啪”，要是偏了砸到青砖地，就是脆生生的“叮”。
有回小毛逼来找我，撞见我正扔石头打院墙上的壁虎。他蹲在门槛上看了半晌，忽然说：“你这手劲儿，不去当弹弓队的教练可惜了。”我没理他，手里的小石头“嗖”地飞出去，壁虎尾巴一翘，没影了。石头打在砖上，碎成两半。
“你以前不总带把刀吗？”小毛逼又说，“我见你跟甪里街的黄毛起冲突，手都摸到刀柄了。”
我捡起草丛里的钢球，往兜里塞。“刀沉。”我说。其实是怕，怕哪天真被逼急了，那把刀会像阿来头同伙手里的折叠刀一样，捅出去就收不回来。血一旦沾在手上，怕是这辈子都洗不掉，就像下塘桥的淤泥，踩进去就陷到底。
日子像炮筒树的叶子，落了又长。我离开东栅大街那年，树已经长得比院墙还高，最粗的枝桠够到了二楼的窗台。我最后扔了次钢球，打在老地方的疤上，“啪”的一声，惊飞了几只麻雀。
再想起这些，已是四十年后。湘江边的风裹着水汽，吹得人眼睛发潮。朋友还在惊叹那两只被打中的鸡，我却望着荒草丛发愣。刚才扔石头的瞬间，手腕的弧度、眯眼瞄准的角度，竟和当年在东栅大街的院子里一模一样。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生了根。不是刀，不是狠劲，是藏在骨头里的准头，是被逼到绝境时也能攥紧拳头而非拔刀的克制。就像炮筒树，哪怕被雷劈出疤，也照样往高里长，把根扎在泥里，扎得深，才站得稳。
那年我在株洲做服装生意，几个朋友从乡下带来两只土鸡，说是散养的，会飞，让饭店帮忙加工。结果饭店学徒打开纸箱时没留神，两只鸡“扑棱”一下就飞了出来，直往江边的荒草丛里钻。那草长得比人高，真让它们钻进去，再找就难了。
朋友们都急着去追，我却下意识地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两块鹅卵石。阳光晃眼，鸡飞得正急，翅膀拍得“啪啪”响。我眯起眼，手腕轻轻一抖，两块石头一前一后飞了出去。
“咚”“咚”两声闷响，几乎是同时传来的。
朋友们都愣住了，眼睁睁看着那两只鸡扑腾了两下，就歪在地上不动了，只爪子还在轻轻抽搐。
“木子，你……你这是啥功夫？”一个朋友瞪着眼，手里的烟卷都掉了，“看着跟个教书先生似的，胳膊劲儿比屠夫还大？”
我笑着拍了拍手上的灰，没说啥。风从湘江面上吹过来，带着点水汽的腥甜，恍惚间竟像是回到了东栅大街的院子里，晨光里，炮筒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我手里的钢球在空中划着弧线，落下去时，总能惊起一片叶子。
有些东西，埋在泥里，生了根，就再也拔不掉了。
抛刀夜静水纹颤，
砺石朝来树影寒。
四十年光腕底劲，
犹从泥底扎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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