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陈向华抱着笔记本，快走两步跟上江河，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县长，动作这么集中，力度又这么大……会不会太急了？我担心下面的反弹……”
江河在走廊尽头停下脚步，目光投向窗外。县政府大院里，那棵历经风雨的老槐树正在秋风中簌簌作响，金黄的叶片不断飘落。
“小陈，你看见那棵老槐树了吗？”江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给陈向华看，“年年秋天，它都得经历这么一遭。枯枝败叶不清理干净，来年春天，新的芽就发不好，树木也容易生虫生病。”
他转过身：“刮骨疗毒，固然疼，但好过温水煮蛙，等到积重难返。我们现在宁可得罪一部分人，承受一时的非议，也绝不能辜负几十万安北百姓对未来的期待。这个责任，我们担得起，也必须担。”
不久，《云北日报》在头版刊发长篇通讯《安北新政：一个县域的政治生态重塑》。记者通过扎实的基层走访，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系统梳理了安北县在优化营商环境、破除行政壁垒、激励干部担当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文章结尾，记者以凝练的笔触写道：“安北的实践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为政之要，在于为民。只要方向正确，脚步坚实，心里真正装着百姓的冷暖，就没有破不了的困局，没有闯不过的关山。如今的安北，政令畅通取代了推诿扯皮，实干担当压倒了躺平思维，一个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新生态正在形成，为这片土地的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而持久的活力。”
安北的深秋，山风已经带上了刺骨的寒意。
江河站在车旁，望着眼前绵延的秃山，眉头紧锁。
这里是安北县北部山区。
这是他下乡调研的第七天，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沉重。
县长，前面就是李家沟了。乡长小心翼翼地介绍，咱们这地方，也就沟底那点地还能种点庄稼。
江河没有说话，大步向村里走去。几个村民好奇地探头张望，又迅速缩回院里。
村委会里，老支书李满仓搓着手，有些拘谨：领导，我们这穷乡僻壤的，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老支书，我就是来了解情况的。江河接过搪瓷缸，咱们村主要种什么？收成怎么样？
李满仓叹了口气：还能种啥？就是点玉米小麦。一亩玉米，种子化肥得投六百多，收割又要七十多，收成好能卖个千儿八百，刨去成本，赚头不到三百。小麦好点，一亩地能多赚百八十块。
那要是年景不好呢？江河追问。
年景不好？李满仓苦笑，去年干旱，一亩玉米才收三百斤，赔得精光！好多人家连化肥钱都是借的。
下午，江河走访了几户村民。村民李大壮带着他看自家的粮仓：县长您看，就这么点破粮食，不出去打工饭都没得吃了……
江河注意到，李家沟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旧砖房，不少屋顶用塑料布勉强遮着，大概是怕漏水。
接下来的调研让江河的心情越发沉重。安北县山区面积占55%，大多是这样的秃山：要么土层薄，蓄水差；要么就是嘎嘎硬的石头山！一轮调研下来，他发现全县农业的困境比想象的还要严峻。
回到县政府，江河立即召开会议。会议室里，各相关局委领导面面相觑，没人敢先开口。
都说说吧。江河敲敲桌子，有什么想法？
农业农村局长先发言：县长，咱们这地方自然条件差，农民增收确实难……
难就不解决了？江河打断他，我要的是解决方案，不是诉苦！
会议室一片寂静。
可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眼巴巴瞅江河这个主官，眼里写满不服气：你能你来啊？
会毕，江河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远处黑黝黝的山影。陈向华轻轻走进来：县长，这是各乡报上来的数据。
江河没有回头：小陈，你说这些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就赚这么点钱，图什么？
陈向华沉默片刻：县长，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是因为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现在才要改变！江河转身，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永远过这种靠天吃饭的日子！
可这年头，喊“改革”容易，真行动起来，不仅是实际上的困难，还有任嘛不干，甩嘴就喷的质疑、反对的嘴炮和键盘的。
闭门造车注定行不通、拍着脑袋下命令也不行。
江河一方面联系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另一方面通过关系牵线，特意从北京请来了在旱作农业领域颇有建树的刘教授一行。
专家抵达那天，全县上下气氛微妙。几位局办主任彼此交换着眼神，有人小声嘀咕：“又来了些纸上谈兵的……”
年近六旬的刘教授不顾山路崎岖，执意爬上最陡的坡地。他抓起一把黄土，在指尖细细捻磨，又蹲下身察看植被，良久才开口：“这地是瘦，但不至于没救。”
江河快步上前：“还请刘教授指点。”
“这类山地，光照足、通风好，种传统作物不行，但可以发展耐旱经济作物。”刘教授遥指远处山峦，“比如核桃、花椒，还有几种适合半干旱环境的中药材。我们团队新选育的‘北杞一号’，耐瘠薄、抗干旱，很适合在这里试种。”
同行的省农科院专家补充：“光种出来还不够，得配套发展深加工。核桃可以做成核桃油、核桃粉，枸杞除了干果还能做饮品原料——只有这样，附加值才能上去。”
当晚，江河在招待所简单安排了工作餐。刘教授几杯酒下肚，拉着他的手感慨：“江县长，我跑了全国这么多贫困县，像您这样不搞形象工程、扎扎实实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干部，难得。不过啊，改种经作这件事，千万急不得。”
“我明白您的担心，”江河为他斟满酒，“可老百姓的日子，真的等不起了。”
送走专家团，江河没有立即全面铺开，而是谨慎地选择了三个基础不同的村作为试点。果然，阻力接踵而至。
财政局王局长第一个找上门，满脸为难：“县长，不是我不支持，可引进种苗要钱，技术培训要钱，将来搞加工厂更是天文数字——县里这点家底，实在是捉襟见肘啊！”
几个乡镇领导在背后议论：“农民世代种粮，突然让他们改种这些‘稀罕物’，万一失败了谁负责？”“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完了就走，最后烂摊子还不是我们收拾？”
就连部分村民也充满疑虑：“枸杞？那东西能当饭吃？玉米再不值钱，至少饿不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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