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卫国，是个参军转业的地方干部。身上还带着战场留下的硝烟气，心里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火热。上级说，这里条件艰苦，但要克服，要把过去的黑暗彻底清扫干净，让它在新社会里焕发新生。
办公室里头更是狼藉。文件、报表、图纸散落一地，蒙着厚厚的、掺着煤尘的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朽、阴湿的气味，像是积攒了太多发霉的纸张和说不清的怨怼。我带着两个年轻的助手小张和小王，开始清理。头几天，一切正常，只是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像是有人贴着脊梁骨吹气。小王嘀咕说晚上听见有脚步声在空走廊里响，小张笑他胆子小，是风吹动了破门板。
直到那天下午，我在角落一个看似坚固、实则背面被虫蛀空了的文件柜底层，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油布包裹。扯出来，沉甸甸的，沾满黑泥。打开，是一叠信札，或者说，是一叠“遗书”。
纸页泛黄发脆，字迹大多歪歪扭扭，用的多是铅笔、木炭，甚至有些像是用指甲蘸着什么暗红色的东西划上去的。那红色，年代久远，已然发黑，但我指尖触碰时，心头莫名一悸，仿佛嗅到了铁锈混杂着绝望的血腥气。
“爹、娘：儿不孝，怕是回不去了……这矿是阎王殿，小鬼子跟二鬼子（指伪满警察）都是活阎罗……昨天又塌了一次，埋了十几个……王把头说我们是‘坑木’，死了就换新的……”
“秀英吾妻：俺腿断了，发炎，烂了，生蛆……他们不给治，扔到等死的‘病号棚’……棚子漏风，比外面还冷……俺想你，想娃……下辈子，俺给你当牛做马……”
“弟：哥不行了。饿，吃的是橡子面，拉不出屎……井下透水，泡了三天才捞上来……身子都胀了……记住，咱是山东莱芜张庄人，别忘了根……”
字字血，句句泪。这些无声的控诉，来自一个个被磨盘碾碎的生命。他们有的有名有姓，有的只有一个绰号，或者干脆就是“某某同乡”。我握着这些纸片，手在抖。窗外天色暗沉下来，办公室里还没拉电线，我们点着煤油灯。灯火苗跳跃不定，把我们的影子长长地、扭曲地投在斑驳的墙上。小张和小王也凑过来看，看完，脸色都白了，半天说不出话。
“李……李主任，这……”小王声音发颤。
我深吸一口气，想把胸腔里那股憋闷压下去。“收好，这都是……罪证。”我说，声音有些干涩。我把油布包重新裹好，放在那张唯一还算完好的旧办公桌抽屉里，锁上。那把老铜锁“咔哒”一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刺耳。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办公室隔壁临时收拾出来的小屋里。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些血泪文字，还有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面孔。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听到外面办公室有动静。
先是“滋啦——滋啦——”的电流声。我们还没通电，哪来的电流？我披衣起身，凑到门缝边看。这一看，汗毛都竖了起来。
办公室天花板垂下那个早已不亮的灯泡，此刻竟然在闪烁！明一下，灭一下，那光不是正常的暖黄，而是一种惨淡的、阴森的幽蓝色。随着闪烁，房间里光影剧烈晃动，桌椅板凳的影子被拉长、扭曲，像一群狂舞的鬼魅。
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借着那诡异的闪光，我看见房间里那些原本杂乱摆放的桌椅，正在自行移动！不是被拖动，而是仿佛有无形的手在推动，它们发出“嘎吱——嘎吱——”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缓慢地、却又目标明确地向房间中央聚集。
空气中，温度骤降。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笼罩下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仿佛能感觉到，房间里挤满了“人”。看不见形体，但能感受到那无边的悲凉、刻骨的怨恨，以及一种焦灼的期盼。他们沉默着，但那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煤尘味混合着井下特有的阴湿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和腐臭，浓郁得让人作呕。
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心脏擂鼓般狂跳。我不是没经历过生死（战场上见的多了），但这种超乎常理、直抵灵魂深处的恐惧，是另一回事。我紧紧攥着拳，指甲陷进掌心。
“是……是那些矿工兄弟……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轻得几乎听不见。
灯泡的闪烁骤然停止，一片漆黑。死寂。几秒后，它又猛地亮起，依旧是那惨蓝的光，但稳定了些。而那些聚集到中央的桌椅，无声地围成了一个圈，仿佛在无声地诉求，在迫切地等待一个答案。
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们不是要吓我，他们是要我抽屉里的那些东西。那些浸透了他们血泪的遗书，那些被刻意掩埋的真相。他们要一个交代，要一个昭雪，要历史记住他们曾经如何活过，又如何死去。
我猛地拉开门，走到那张办公桌前。手有些抖，但还是坚定地掏出钥匙，打开了抽屉。油布包裹安静地躺在那里。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对着那空荡荡、却又仿佛挤满了魂灵的房间，深深鞠了一躬。
“兄弟们，”我的声音稳定了些，带着一种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肃穆，“我，李卫国，以人格和党性担保，一定把你们的故事带出去，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新中国了，天亮了，你们的冤屈，一定能伸张！”
话音刚落，那惨蓝色的灯泡，“噗”地一声，彻底熄灭了。房间陷入绝对的黑暗和寂静。那股沉重的压力，刺骨的寒意，还有浓郁的气味，如同潮水般退去。只有窗外凄冷的月光，透过木板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几道微弱的光斑。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被冷汗湿透。
第二天，阳光照常升起，办公室里一切如旧，桌椅散乱，仿佛昨夜只是一场噩梦。但抽屉里那个油布包真实地存在着。小张和小王脸色苍白，欲言又止。我没多说什么，只是下令加快清理进度。
随后几天，我白天整理档案，走访附近还健在的少数老矿工或他们的后代（很多人提起往事，仍是讳莫如深，眼神闪烁，只摆摆手说“都过去了”、“别提了”），晚上则在煤油灯下，仔细辨认、整理、抄录那些遗书。每一笔每一划，都像是在触摸那些痛苦的灵魂。我仿佛能听到井下镐头撞击煤壁的闷响，监工皮鞭的呼啸，伤者的呻吟，濒死者的喘息……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把这些交上去，会不会被认为是宣扬“迷信”、“阴暗面”？会不会给刚刚稳定的局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否触碰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禁忌？但每当犹豫时，那晚幽蓝的灯光、移动的桌椅、那沉重的压迫感和无数双期盼的“眼睛”，就会清晰地浮现。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与那些逝者之间无法割断的情感羁绊。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心难安。
材料整理得差不多了，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连同遗书原件和抄录本，亲自送到了上级主管部门。起初，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人觉得这是“旧社会的糟粕”，“影响当前团结建设的大好形势”。但我据理力争，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桌面上。最终，一位经历过战争、深知苦难的老领导拍了板：“历史就是历史，掩盖不了！这是日伪罪行的铁证，也是教育后人的活教材！”
事迹很快被宣传部门整理，登在了地区的报纸上，广播里也进行了报道。黑山峪煤矿的往事，那些矿工们的血泪控诉，终于得以公之于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愤怒、叹息，也更加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光明。
报道刊出后的那个晚上，我又一次独自留在黑山峪煤矿的办公室里。这次，心里很平静。我点起煤油灯，火光稳定而温暖。窗外，风声呜咽，但不再是那种充满怨气的哭嚎，倒像是一种释然的叹息。
我仿佛听到，在遥远的井下深处，或者在某个超越时空的维度，传来了一声声模糊的、带着乡音的“谢谢”。很轻，很远，但很真切。
那之后，办公室再无异状。灯泡安好，桌椅规整。只是有时，在极其安静的深夜，似乎还能听到若有若无的、集体走向矿井的沉重脚步声，但那脚步声里，不再有恐惧和绝望，反而像是一种终于得以归家的、疲惫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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