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辰看着李先生不以为然的表情，微微一笑，掰着手指头数道：“李先生，您别不信。咱们就从近的说起，首先就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这可是美国自己酿的苦酒。
股市崩盘、银行成片倒闭、上千万人失业、街头满是施粥棚……这可是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发生的。
其根源就在于资本毫无约束的贪婪和政府对市场监管的彻底失灵。这叫‘市场万能’的教训，够深刻吧？”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这危机还没完呢，到了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把关税提到了百年来的最高点。
本意是保护美国工厂，结果呢？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税大战，国际贸易几乎瘫痪，把全球经济进一步推入深渊。
这等于是自己生病，却逼着全世界一起吃错药，最后病情加重。这在战略上，是典型的臭棋。”
“再说说工业，”周辰的语气带上一丝对工人群体的共情，“美国那些大资本家，在1937年之前，对工人的压榨是出了名的。
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它靠着流水线成了世界汽车大王，但也靠着‘社会部’监视、恐吓甚至暴力镇压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
共和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这些‘小钢铁’集团，在1937年为了阻止工人成立工会，不惜动用私人武装，制造了‘纪念桥大屠杀’这样的惨案。
在工人眼里，这些企业难道不是臭名昭着？这种血腥的原始积累，我们也要学吗？”
李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些情况，党内同志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报告。看来，这‘自由国度’里的工人，日子也并不好过。”
“何止是不好过。”周辰冷笑一声，“还有环境呢。美国工业发展起来了，但环境污染的烂摊子也留下了。
比如加拿大那个特莱尔冶炼厂，虽然厂子在加拿大，但它是美资背景，排放的二氧化硫废气把美国那边华盛顿州的农田都祸害成了不毛之地，最后还闹上了国际仲裁。
为了利润，可以不顾邻国百姓的死活，这种发展模式，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
他总结道：“所以我说，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它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和吸纳人才的能力之上。
但它发展过程中踩的这些坑——金融失控、贸易保护、劳资对立、环境破坏，都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我们学习美国，是要学习它如何组织现代工业生产，如何管理大型企业，如何发展科学技术。
而不是把它这些已经证明会带来巨大社会痛苦的‘糟心事’也一并学过来。我们要走的，是一条能避开这些陷阱的新路。”
李先生听到这里，不由得朗声大笑：“你这一番高论，若是让适之先生听了去，他非要放下手头所有研究，与你辩论上三天三夜不可。”
周辰心里产生一丝疑惑，李先生语气里竟然还带着一丝尊崇。
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想起来了，这位仁兄可是极擅长宣传营销自己的，现在真面目没有曝光出来，也很正常。
“您是说胡适之先生？他确实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崇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教育，让他坚信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
他随手捡起地上一根枯枝，在泥土上划了几道：“可惜他只见到了纽约的灯火通明，却忽略了匹兹堡钢厂里的血汗；只赞叹芝加哥的繁荣商贸，却看不见南方棉田里的艰辛。”
“适之先生常说，全盘西化才是救国之道。”李先生若有所思。
周辰将枯枝折为两半，“他推崇的美国，是经过他学者理想过滤后的美国。他看到了宪法、看到了三权分立，却没有看清这背后是钢铁大亨、石油巨头的角力场。
1932年军队在华盛顿镇压退伍老兵‘酬恤金进军’运动时，可曾讲过什么民主？胡佛总统下令开枪的那一刻，与我们所批判的旧军阀又有何本质区别？”
李先生轻轻颔首：“这么说来，你们二人看到的，确实是同一个美国的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周辰站起身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所以我才说，我们要学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而不是将那一整套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奉为圭臬。
我们要走的路，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在对这五万万同胞最深沉的责任之上。”
李先生闻言，脸上的严肃神情终于彻底化开，露出一丝难得的轻松笑意。
他摆摆手，语气里透着无奈：“周先生，不瞒你说，听你讲这些工业、技术，实在是有些吃力。
当年在学堂里，那些物理、化学的公式符号，在我看来简直如同天书，学起来真是要了老命。与你讨论这些，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有些跟不上趟喽。”
周辰一听，立刻做出一副深受“冤枉”的表情，语气夸张地回应：
“李先生，您这话说的，好像我在这儿‘不讲武德’，专门用数理化欺负老同志似的！实话告诉您，我也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科生。
当年上物理课，除了对着窗外发呆，脑子里盘算些风花雪月的句子，其他什么也干不了。
电路图在我眼里比八卦阵还复杂，化学方程式更是如同鬼画符。”
这番坦诚的“学渣”自白，让两位在宏观战略上挥斥方遒的人物，瞬间在微观科学的困境前找到了共鸣。
两人不由得相视一笑，先前讨论国际大势的凝重气氛，被这些许窘迫冲淡了不少。
笑过之后，周辰的神色恢复了认真，他诚恳地说道：“不过，李先生，这并不妨碍我们做该做的事。
我虽然不懂那些具体的科学原理，但我发自内心地尊重科学，尊重那些能让土地多打粮食、能让工厂冒出烟、能让国家挺直腰杆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方向，然后去寻找、尊重并信任那些懂得如何实现这个方向的专业人才，这就够了。
总不能让前线的指挥官，还得亲自去搞清楚每一颗子弹是如何造出来的吧？”
李先生赞同地点点头，若有所思：“是啊，我们指明路，让专业的人去修桥、铺路、造机器。尊重科学，善用人才，这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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