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林的冬天，彻底露出了它严酷的爪牙。寒风卷着细碎的雪沫，抽打在脸上，如同冰冷的针尖。街道两旁的行道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倔强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无数双乞求的手臂，却什么也抓不住。
赵红梅裹紧了一件半旧的呢子大衣，这是她几年前买的，如今穿在身上已显得有些空荡。她站在省第一监狱那扇巨大、冰冷、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的铁门外，像一尊快要被冻僵的雕塑。寒风穿透衣料，带走她身上最后一丝暖意，但她浑然不觉。她的全部感官，都聚焦在那扇门后，那个被编号为9714的男人身上。
自从终审裁定下来，最高院复核程序启动，她就开始了这种近乎自虐般的、每周一次的长途跋涉。从北林到省城，坐最早一班的长途汽车，在寒风中站立等待数小时，只为了那短短三十分钟的、隔着冰冷玻璃的探视时间。尽管，她每一次的探视申请，得到的回复都是“犯人拒绝会见”。
但她依旧来。
固执地，沉默地，一周又一周。
看守监狱大门的警卫，已经熟悉了这个总是在固定时间出现、面容憔悴却眼神执拗的女人。他们从最初的例行盘问，到后来的沉默注视，偶尔，眼神里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他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属，在希望与绝望的反复煎熬中，逐渐耗干自己的生命。
“大姐，今天……他还是不见。”一名年轻的警卫实在不忍，在她又一次递上证件时，低声提醒了一句。
赵红梅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稳住了。她抬起头，对那名警卫挤出一个极其艰难、甚至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声音沙哑：“没关系……我等等看。”
她知道他不见她。罗律师早就告诉过她，陈山河明确拒绝了所有探视，尤其是她的。他不想让她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不想让她在这无望的等待中继续消耗。他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试图逼她离开，逼她开始新的生活。
可她做不到。
她无法想象，在他人生的最后这段路上，连一个熟悉的目光都没有。她无法接受，他就这样孤独地、悄无声息地走向终点。哪怕只是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上一眼，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她来过，她也必须来。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也是她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最后的念想。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煎熬。她看着其他获准探视的家属，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脸上交织着期盼与忧虑，走进那扇侧门，又在规定时间后，带着或欣慰或悲伤的表情走出来。每一次那扇门的开合，都像在她心上拉扯一下。
她想起很多年前，陈山河还是个在厂区里挣扎的愣头青时，有一次跟人打架受了伤，躲在废弃的仓库里不敢回家。她找到他时，他也是这样倔强地别过头，不让她看伤口，嘴里还嚷嚷着让她快走。那时候，她也是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地留下来，一边骂他，一边笨手笨脚地给他清洗包扎……
那时的血是热的，伤口会愈合，未来似乎还有无限可能。
而现在……
她看着眼前这堵巍峨的、象征着绝对秩序与惩罚的高墙，只觉得浑身冰冷。里面的那个人，伤口不在身上，而在心里，在魂里，已经无药可医。
寒风更劲，卷起地上的积雪，扑打在她脸上，融化成冰冷的水痕，与无声滑落的泪水混在一起。她抬手抹去，动作僵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探视时间结束了。那扇侧门再次沉重地关上，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
警卫看着她依旧站在原地，忍不住又开口：“大姐，回去吧，天太冷了。他……他不会见的。”
赵红梅仿佛没有听见，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那扇门，仿佛想用目光将它烧穿。
又过了许久，直到天色开始变得昏暗，监狱高墙上的探照灯啪地一声亮起，射出惨白的光束，她才仿佛从一场漫长的梦魇中惊醒。
身体已经冻得麻木，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缓缓地、极其缓慢地转过身，一步一顿地，朝着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去。背影在苍茫的暮色和飞舞的雪沫中，显得异常单薄而孤独。
她没有回头。
因为她知道，回头也看不到想见的人。
回到北林那间租来的小屋，往往已是深夜。屋子里冰冷死寂，没有丝毫烟火气。她脱下被雪水浸湿的大衣，也懒得开灯，就那样瘫坐在沙发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天明。
周而复始。
罗秉义律师看不下去，几次找她谈话，劝她放手，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打算。甚至提出，可以帮她找份工作，或者离开北林这个伤心地。
赵红梅只是沉默地听着，然后摇摇头。
“罗律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她的声音疲惫，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会打扰他，但我也不会走。我就留在北林，等他……等一个结果。”
她不再疯狂地试图上诉，不再四处奔走寻找那渺茫的“新证据”。她只是安静地、固执地，用这种每周一次的、注定徒劳的探望，履行着自己内心的承诺，陪伴着那个在囚笼里等待死亡的男人，走完这最后一段，最黑暗的路。
等待，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意义。
哪怕这等待，注定没有回应，没有希望。
哪怕这等待，正在一点点地，吞噬掉她自己。
北林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覆盖了街道，覆盖了屋顶，也试图覆盖掉这座城市曾经的血色与喧嚣。
却覆盖不了一个女人，在监狱门外，那无声而绝望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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