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春，洛阳城迎来了它作为东汉都城以来最盛大的一场典礼。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战火与纷争，终于随着巴蜀的平定、最后一个割据对手公孙述的覆灭，而彻底烟消云散。自新莽末年天下大乱，海内分崩，至此刻，车同轨，书同文，政令终于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达四海。一个真正统一的、崭新的汉帝国，在血与火的洗礼后，巍然重生。
未央宫虽在战火中受损，但主要宫殿已然修复，虽不及西汉鼎盛时的极致奢华，却更显庄重恢弘。这一日，宫阙内外，旌旗招展，甲士肃立，文武百官，身着崭新的朝服，手持玉笏，依品秩序列于南宫前殿那漫长的玉阶之下。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历经劫波后的欣慰与对崭新开始的期盼。从河北的烽烟，到中原的鏖战，从陇右的险隘，到巴蜀的雄关，他们追随那位高踞御座之上的皇帝，一步步扫平群雄，走到了今天。
钟磬齐鸣，雅乐奏响。刘秀身着玄色冕服，头戴十二旒平天冠，缓步登上御座。他的面容比十多年前起兵时多了风霜刻下的纹路，目光却愈发深邃沉静，那是一种掌控乾坤、洞悉世情后的从容。他扫视着阶下济济一堂的臣工，这里有最早追随他于河北的耿弇、吴汉、岑彭（虽已逝，但其部属功绩犹在）、冯异；有中期归附、屡建奇谋的邓禹、寇恂；有平定陇蜀过程中归心的窦融、来歙（追念）、臧宫；更有无数在地方治理、后勤保障中默默奉献的文臣能吏。
“众卿平身。”刘秀的声音平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大鸿胪（掌诸侯及少数民族事务）出版，朗声宣读平定巴蜀、收服陇右、河西归心等最终完成统一的捷报，以及各地呈报祥瑞、百姓安居的贺表。每念一处，殿内群臣便躬身祝贺，山呼万岁之声，此起彼伏，汇聚成一股象征天下一统、万民归心的洪流。
接着，便是盛大的封赏典礼。刘秀依据军功、政绩，对功臣宿将进行封赏。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教训，在封赏上既酬其功，亦加以制衡。
“高密侯邓禹，运筹帷幄，奠基之功，增封食邑……”
“胶东侯贾复，勇冠三军，冲锋陷阵，增封食邑……”
“广平侯吴汉，虽有小过，然征战四方，平定之功卓着，封……”
“阳夏侯冯异，行军持重，独当方面，抚慰关中，功不可没，封……”
“安丰侯窦融，保据河西，倾心归汉，使朕无西顾之忧，封……”
耿弇、盖延、陈俊、臧宫、景丹、祭遵、铫期、王霸、傅俊、杜茂、马武……一个个闪耀着汗马功劳的名字被念出，一个个侯爵的封号被赐予，对应的食邑户数标志着他们的荣宠。刘秀并未效仿高祖大封同姓诸侯王，而是多以列侯封赏，且使其就国，享受爵禄，而非掌握实权地方郡国，有效地防止了尾大不掉之势。
封赏完毕，刘秀并未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是立刻将话题转向了帝国的未来。他的声音变得愈发凝重：
“自王莽篡逆，海内纷扰，兵革并起，黎元涂炭。朕与诸公，起于布衣，仗剑除凶，非欲自尊，实为拯救斯民于水火。今幸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将士用命，文臣竭智，四方僭伪，次第削平，天下复归于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语气转为坚定而又带着警示：“然，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暴秦之亡，在于严刑酷法；前汉之衰，在于外戚宦官；新莽之败，在于托古乱制。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今疮痍满目，百废待兴，朕与诸卿，岂可稍有懈怠？”
“自今以后，”刘秀的声音提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当以‘息兵养民’为国之根本！非警急，不复复用大军！各级官吏，当以劝课农桑，增殖人口为首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他随即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国力、安定社会的诏令：
其一，“罢兵归农”。大量裁撤、复员在统一战争中征募的士兵，赐予土地、耕牛、种子，鼓励其回乡生产。只保留必要的常备军，驻守边防和战略要地。
其二，“释奴诏”。鉴于长期战乱导致大量人口沦为奴婢，下诏规定：“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其三，“度田令”。下令各州郡核查垦田亩数和户口年纪，名为“度田”，旨在掌握国家实际资源，均平赋税负担，抑制豪强兼并。尽管此令在执行中遭遇了巨大阻力，甚至引发了地方骚乱（如河南、南阳等地），刘秀以强硬手段处置了舞弊的官吏，如处死河南尹张汲及诸郡守十余人，显示了其推行政策的决心。
其四，精简机构，整顿吏治。并省四百余县，削减官吏员额，节约开支。同时，大力表彰和擢升那些“忠公廉洁”的“循吏”，对贪腐渎职者严惩不贷。
其五，弘扬文教，恢复太学。在洛阳重新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选拔子弟入学授业，培养人才，标志着帝国文化重建的开始。
朝会之后，盛大的庆典活动持续了数日。洛阳城内，百姓欢庆，市井鼎沸。刘秀亦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及宗室。宴席之上，气氛融洽。诸将回忆起征战往事，不免感慨万千。有人提及昆阳之战的惊险，有人说起河北道上的艰辛，更有感念来歙、岑彭等已逝名将者。
刘秀举杯，对众人道：“朕起兵时，但望执金吾（京城卫戍长官）耳，不意竟至今日。”（我起兵的时候，只希望能当上执金吾就满足了，没想到竟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言语平淡，却道尽了创业的艰难与命运的莫测。他继而告诫群臣，当常怀谨慎，共保富贵，勿忘初心。
当喧嚣散去，刘秀独坐于南宫宣室殿内。殿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他沉静的面容。案头摆放着来自全国各郡国的上计文书，记录着初步恢复的户口、垦田数字，虽然远未达到前汉盛世的水平，但已然呈现出向上的势头。
他知道，统一天下，只是一个开始。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饱经战火摧残、满目疮痍的帝国。经济需要恢复，社会需要安定，制度需要重建，边疆需要巩固……未来的路，依然漫长而艰巨。
但他心中充满了信心。他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权，一群历经考验的文臣武将，以及最重要的——“人心思汉”的普遍民意和“与民休息”的明确方略。
他提笔，在一份关于在洛阳建立辟雍（太学中举行礼仪的建筑）和明堂（宣明政教之所）的奏疏上，批下了一个“可”字。
这个“可”字，不仅仅是对一项工程的批准，更是对一个新时代开启的确认。一个致力于内部建设、恢复国力、文化复兴的“建武盛世”或者说“光武中兴”的时代，就在这天下归一的凯歌声中，正式拉开了它的序幕。帝国的航船，在经历了惊涛骇浪之后，终于驶入了平静而充满希望的水域，向着一个更加稳固、更加繁荣的未来，稳稳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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