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太阳把地晒得冒白烟，玉米苗刚过膝盖，正是定株距的时节。我蹲在沟边摆弄着手里的测高仪，屏幕上的数字跳了两下就黑了屏——早上还好好的，许是被露水打湿了电路，任我怎么按开关，那小方块就是没反应。
咋了？爷爷扛着锄头从地头过来，裤脚卷到大腿，小腿上沾着黄泥巴，像抹了层油彩。他看见我对着测高仪皱眉，就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戳，那玩意儿又闹脾气了？
嗯，坏了。我把测高仪揣进兜里，有点泄气。这是去年从镇上农技站领的，能测株距、量行距，连土地湿度都能显示，平日里整地、播种全靠它，现在突然罢工，我竟不知道该怎么确定玉米苗的间距了。没它量着，怕株距不对，太密了不透风，太稀了又浪费地。
爷爷却没当回事。他走到两行玉米苗中间的土沟里，弯腰扒了扒沟底的碎土，又用脚把沟沿踩得实实的。这有啥难的？他伸出右手，掌心对着我，你看，我的巴掌宽15厘米，三掌就是45厘米，刚好够玉米扎根。
我盯着他的手掌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指关节粗得像老树根，掌心和指腹上结着厚厚的老茧，黄中带黑，像是被岁月和泥土反复浸染过。最显眼的是虎口处，有块硬币大的茧子，是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边缘泛着硬壳，像块小小的化石。
就用手量？我有点怀疑。测高仪上的刻度精确到毫米，爷爷这巴掌量出来的尺寸，能准吗？
咋不准？爷爷笑了，露出牙床那颗松动的牙，我这手跟了我四十多年，量过的地比你走的路都多。他说着，真的在两行玉米苗中间量起来。先把右手掌根贴在一棵玉米苗的根部，五指并拢，像把尺子似的往旁边一放，接着左手掌跟对齐右手指尖，再往右挪，三掌过后，在泥土里摁下一个浅浅的指印，就这儿，下一棵留苗。
他的动作不快，却很稳。每挪一次手掌，都要低头看看沟底的土，像是在跟土地商量。阳光照在他的手背上，能看见老茧的纹路里嵌着的细泥，那些磨得发亮的茧子，把沟沿的土都蹭得光溜溜的，像是被砂纸打磨过。
我蹲在旁边数着。他量完半条沟，我用脚步大概比了比，又捡了根树枝在地上画刻度，竟真的差不多是45厘米左右。有几处看着稍宽些，爷爷就会用脚把土往中间扒拉扒拉；有两处偏窄了，他便顺手拔掉一棵弱苗，嘴里念叨着：让强的长，别挤着。
您咋记得这么准？我忍不住问。刚才他量的时候，既没数着数，也没看标记，就凭着一双手，愣是把间距排得整整齐齐。
爷爷直起腰，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又开始量下一段。量多了就有准头了。他说，早年没你们这些新玩意儿，种地全靠手量、脚踩。播麦子的时候，一步跨多远，撒多少种，心里都得有数。就说这玉米，根要往两边扎，最少得留四十厘米的空当，太近了根缠在一块儿，谁都长不壮。
他指着沟底那些若隐若现的根须，像是在介绍老朋友：你看这根，看着细，往土里钻得可深了。左右得给它留够地方，才能舒展着长，吸得上水，抓得住肥。
我看着他的手在玉米苗中间移动，掌心的老茧蹭过沟沿的土，留下淡淡的痕迹。那双手种过麦子、栽过红薯、插过稻秧，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色，却比测高仪的屏幕更懂土地的脾气。测高仪能算出精确的数字，可它算不出哪块地的土更松，哪片沟的水更足，更算不出爷爷手掌下那些看不见的分寸——那是几十年跟土地打交道，磨出来的直觉。
中午歇晌的时候，我坐在树荫下，掏出测高仪摆弄。爷爷凑过来，用他的大手掌盖住我的手，指着仪器上的刻度说：其实这玩意儿也挺好，准头高。但它有一样不如我的手——我的手能摸着土的软硬，能感觉到苗的强弱。
他的掌心贴在我的手背上，老茧的纹路硌得我有点痒。我这才发现，我的手掌心也磨出了层薄茧——是这两年跟着他下地，握锄头、搬种子、拔草磨出来的，不像他的那么厚，却也带着点粗糙的质感。
你看，爷爷指着我的手茧笑，这是土地给你的。它认你了，才给你盖这个章。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层薄茧泛着淡淡的粉色，是阳光晒过、汗水泡过的痕迹。以前总觉得这是干活留下的，现在被爷爷一说，倒像是得了什么了不起的勋章。
下午，我没再修测高仪。学着爷爷的样子，用手掌量玉米的株距。起初总掌握不好分寸，不是宽了就是窄了，爷爷就在旁边看着，时不时用他的手比一比：再往左挪半掌，那儿的土松，根能扎得深。
太阳西斜的时候，半亩地的玉米株距都定好了。我直起腰，看着那些整整齐齐的玉米苗，突然觉得，用手量出来的间距，好像比测高仪量的更有生气——因为每一个间距里，都藏着爷爷手掌的温度，藏着土地的呼吸，藏着那些说不出道不明，却实实在在存在的默契。
后来测高仪修好了，我却常常把它揣在兜里不用。下地的时候，更喜欢伸出手掌，感受掌心的老茧蹭过泥土的触感。我知道，那些磨出来的硬茧里，藏着比刻度更重要的东西——是对土地的敬畏，是跟自然的相处，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最朴素也最深厚的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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