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宅墙高院深，祖父是城里有名的绸缎商，门前石狮昂首，气派端然。可偏偏后院常年虚掩着一扇不起眼的木门，专供那些沾泥带土的穷亲戚穿行。父亲每见他们来，眉头便如遭了风霜的秋叶，无声地皱缩起来。
那时节，七叔公是常客。他佝偻着腰，一身浆洗得发白的粗布衫，每回都提溜着半口袋新刨的地瓜干。他总爱倚在厨房门槛外的小杌子上，怯怯地朝里张望。祖父则必定丢开账册，亲捧粗瓷大碗出来，碗沿缺了个小口，盛着滚烫的茶水。祖父也托个小杌，挨着他坐下。两人捧着碗，各自咬嚼着那硬韧的地瓜干，嚼碎的甜香混着茶气飘散，偶尔祖父一句“今年雨水足吧？”七叔公便受宠若惊地搓着手，笑出满脸沟壑，细细应答。
父亲只远远站着，冷眼瞧着祖父袖口沾上七叔公裤腿的泥点，眉头锁得更深了。他待客的茶盏是薄胎青瓷，茶是上好的明前龙井，只是那杯盏从不递到七叔公粗糙的手里。
后来祖父走了，父亲立即封死后院那扇木门。从此只闻前庭正门气派的叩环声，再听不到后院木门吱呀的轻响。那些寒微的身影，连同七叔公袖口散落的泥土气息，一并被挡在了朱漆大门外。父亲终于如愿，庭院里只余下高枝上清贵的鸟鸣，空气也仿佛被筛过一般，只剩下精致却单薄的香气。
父亲常于厅中待客，青瓷盏里龙井芽叶舒展如旗枪，茶烟袅袅。然而客人散去，那温润的茶水竟透出几分难言的寂寥。厅堂愈发空旷，连穿堂风都带着萧瑟的回音。檐下燕子不知何时弃了旧巢，再无啁啾。父亲独坐时，常对着空落落的梁间出神，仿佛那里悬着一幅无形的挽联。
直到那年冬日，父亲染了风寒，竟至沉重。家中延医用药，人却如深秋枯叶般憔悴下去。一日傍晚，冷雨敲窗，忽闻后院传来久违的、迟疑而微弱的叩门声——笃，笃笃。那声音细弱，却固执地穿透冷雨和紧闭的门扉。
母亲慌忙奔去，启开尘封的后门。门外站着七叔公，他浑身湿透，肩上落满雪粒，怀中紧捂着一个粗布包袱。他一步跨进门槛，寒气扑面而来，却似带来一股久违的活气。他顾不得抖落身上寒霜，急急解开包袱，里面是几块黑乎乎的药饼：“老家土方……治咳喘最灵！蒸热了，贴背心……”
父亲被搀扶着坐起，望着七叔公冻得青紫的脸和那双因急切而颤抖的手。母亲端来热茶，父亲默然推开了惯用的青瓷杯，竟示意用那只搁置多年、碗沿带豁的粗瓷旧碗。七叔公笨拙地接过，滚烫的茶汤在他粗糙的手掌与粗瓷碗沿间传递着久违的温度。父亲的目光长久停驻在那只碗上，仿佛第一次看清了那豁口沉默的弧度里所盛装的、被我们遗落经年的东西——那是一种比绸缎更柔韧、比朱门更厚重的暖意。
父亲病愈后，后院那扇小门上的铜锁悄然卸下。春日再来时，檐下竟又有新燕衔泥筑巢，嘤嘤成韵。父亲闲坐庭中，有时会捧起那只粗瓷碗，指尖缓缓摩挲着碗沿的缺口。这缺口如同一个微小的伤口，曾经被我们嫌弃的粗陋，如今却成了唯一能盛住人情温度的器皿。
原来高门深院并非富贵之真谛，那扇为寒素手足而敞开的窄门，才是世家忠厚绵延不绝的根脉。门环冷寂时，庭院再大也只是精致的牢笼；唯有当穷亲戚的足音踏响后院，那微末的尘土里，才真正藏着一个家族最贵重的体面与生机。
门环轻叩，往来不绝，岁月深处，终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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