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舰的海底遗物与折返疑云
某年孟秋，南沙群岛太平岛西南海域，“海探九号”科考船的声呐屏幕上，一道异常的金属信号峰值骤然亮起，打破了深海的沉寂。程远团队的目标是探寻1946年林遵、姚汝钰率领舰队收复南海诸岛的水下遗迹——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收复行动，虽有明确史料记载，但三次折返、法国与菲律宾的觊觎、舰船损伤等细节背后，仍藏着诸多未解的谜团。
“声呐显示水下三十五米处有不规则金属堆积，范围约两百平方米，疑似舰船沉没遗存。”郑海峰操控着深水潜水器，屏幕上逐渐清晰的影像让众人屏息：锈蚀的舰炮、断裂的锚链、散落的弹药箱，还有一块带有“太平舰”字样的木质船牌，边缘虽已腐朽，但字迹仍能辨认，赫然指向当年收复南沙的旗舰“太平”号。
“太平舰是接收南沙的主力舰，史料记载它顺利返航广州，怎么会有残骸留在这儿？”林珊迅速翻阅《海军收复南沙群岛档案》复刻本，“难道是当年遭遇了未被记录的意外？还是说这只是舰船维修时丢弃的废弃物？”
首批打捞上岸的是一门美式76毫米舰炮，炮身布满海洋生物附着的痕迹，却依旧能看清“美国海军军械局1943年制”的铭文，炮管残留着明显的击发痕迹。“这是太平舰的副炮，”郑海峰用专业仪器测量着炮身，“炮身左侧有一处明显的碰撞凹陷，金属变形程度严重，不是正常航行或战斗造成的，更像是触礁或遭遇暗礁刮擦后的损伤。炮管内部的膛线磨损均匀，说明它在沉没前曾多次使用。”
在炮身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金属弹药箱，箱体采用防锈钢材制作，虽已锈蚀，但内部仍保持干燥。箱内除了数枚未爆的高爆炮弹，还有一本残破的航海日志。日志主人是太平舰的航海长刘景修，记录时间集中在1946年11月至12月，字迹因海水浸泡有些模糊，但通过红外扫描技术，核心内容得以还原。
日志中写道：“十一月十九日，二航南沙，辰时起航，未及半日，飓风骤起，巨浪高逾丈余，舰船颠簸剧烈。中业舰左舷触礁，船底漏水，舰体倾斜三度，急抛锚抢修。太平舰前往救援时，舷侧遭水下暗礁刮擦，龙骨受损，海水渗入货舱，被迫折返榆林港……林总指挥召集核心军官议事，下令隐瞒舰船损伤实情，向上级仅报‘海况恶劣，无法前行’。”
“这段记载和正史完全不符！”林珊震惊道，“史料明确记载第二次折返是因为遭遇强飓风，却绝口未提中业舰触礁、太平舰受损的关键细节。”程远指尖抚过日志上的水渍，沉吟道：“这说明折返并非单纯的天气原因，舰船受损才是核心症结。当时法国军舰在西沙海域游弋，菲律宾也多次声称要将南沙部分岛礁纳入其国防范围，局势异常敏感。林遵若如实上报舰船损伤，不仅可能延误收复时机，还会给法、菲等国可乘之机，甚至可能被解读为‘中国海军实力不足’，进而引发更多领土觊觎。所以他才刻意隐瞒，用‘飓风’作为借口，既保全了舰队颜面，又为修复舰船争取了时间。”
日志中还提到一个关键细节：“返航途中，法国侦察机三度低空侦察，疑似标记我舰航线及损伤位置，林总指挥令舰载高射炮待命，严禁开火，仅以信号弹驱离。”考古队随后在同一海域的珊瑚礁缝隙中，展开了拉网式搜索，果然找到了一枚法国空军的航空侦察相机残骸。相机镜头上的编号与二战时期法国驻印度支那空军的装备编号一致，机身还残留着弹片划痕。
“这枚相机的坠落轨迹与太平舰返航路线吻合，”郑海峰分析道，“说明林遵舰队的行动一直被法国严密监视，法国对西沙、南沙的觊觎绝非空谈。三次折返看似被动，实则是林遵的高明策略——第一次折返是因飓风初至，舰船准备不足；第二次是因舰船受损，需紧急抢修；第三次则是在修复舰船、摸清法舰动向後，趁着飓风间隙突然出击，打了法、菲一个措手不及。”
在太平舰残骸的驾驶舱区域，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防水铁皮盒，盒内装有一份加密电报底稿，内容为：“中业舰损伤已修复，法舰‘东京’号在西沙礁外游弋，菲方渔船在南沙海域活动频繁，建议分兵行动，姚副指挥率永兴、中建舰先行收复西沙，牵制法方注意力，我率太平、中业舰伺机南下南沙。”程远补充道：“这证明舰队的分兵行动并非提前规划，而是根据战场局势临时调整的战术，目的是分散列强注意力，确保收复行动万无一失。”
二、永兴岛的碑下秘藏与立碑反转
为印证舰队分兵后的行动细节，考古队转战西沙永兴岛——姚汝钰当年率领永兴、中建舰收复西沙的核心据点。永兴岛作为西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至今仍矗立着1946年收复时立下的“卫我南疆”纪念碑，这也是本次考古的重点目标。
在纪念碑遗址，考古队围绕碑基展开细致勘探。通过地质雷达扫描，在碑基下方一米处，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混凝土暗格，暗格尺寸约为50厘米x30厘米x20厘米，与纪念碑地基浑然一体，显然是立碑时特意预留的。
“小心清理周边土壤，避免损坏暗格结构！”程远指挥队员使用专业工具，缓慢剥离暗格上方的混凝土保护层。暗格内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盒身采用厚铁皮制作，表面涂有防锈漆，虽已锈蚀严重，但锁扣仍保持完好。
打开铁盒后，里面装有一份纸质文件、一枚铜质印章和一台老式发报机。文件是1946年11月24日的《西沙接收实况纪要》，由姚汝钰亲笔撰写，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字迹工整有力，详细记录了收复永兴岛的全过程：“廿四日凌晨三时，永兴、中建两舰抵武德岛（今永兴岛）礁环外一海里处抛锚，登岛部队分为侦察组、警戒组、施工组，乘汽艇登陆。登岛后发现法方遗留的石质界碑一块，刻有‘法属印度支那领土’字样，另有废弃营房三间，内有法军军装、武器及生活物资。遂拆除法方界碑，将其碎石混入纪念碑基座，以绝后患。驻岛法军已于三日前撤离，但留下多处暗哨及爆炸装置，经三昼夜清剿，排除炸弹五枚，俘获法军暗哨两名，方确保全岛安全。”
“这和史料记载的‘岛上无人’完全不符！”林珊震惊道，“正史说接收过程顺利，仅需搭建营房、修复设施，却隐瞒了清剿法军暗哨、拆除法方界碑的关键细节。”程远补充道：“姚汝钰刻意隐瞒此事，是为了避免引发外交冲突。当时法国刚在二战后重新占据越南，正试图通过‘继承殖民遗产’的方式染指西沙，若公开法军暗哨的存在，可能被法国曲解为‘中国主动挑衅法军’，进而引发军事冲突，影响整个南海诸岛的收复计划。所以他选择低调处理，只在内部纪要中记录实情。”
铜质印章上刻着“西沙接收专员之印”六个篆字，印文清晰，与广东省政府任命麦蕴瑜为接收专员的史料相互印证。而那台老式发报机，经鉴定是美国军用AN\/cR-6型发报机，机身刻有“永兴舰通信组”字样，发报机内还残留着一卷电报底稿，内容为：“法舰‘东京’号在礁外游弋，距离我舰约十海里，疑似监视我军行动，请求太平舰速来支援。目前登岛工作进展顺利，切勿暴露作战意图，以立碑升旗为首要任务，避免与法舰正面冲突。”
“这解释了为何姚汝钰要在廿九日才举行立碑仪式，”程远分析道，“登岛后不仅要清剿暗哨、拆除法方界碑，还要搭建营房、修复设施、架设电台，同时还要应对法舰的外部威胁，直到确认太平舰即将抵达、法舰无异动后，才正式举行宣示主权的仪式。史料中记载的‘五昼夜苦斗’，不仅是修建设施的体力消耗，更包括与法军的暗中对峙和心理博弈。”
在纪念碑附近的珊瑚礁滩，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法军遗留的武器，包括四支mAS-36步枪、两枚手榴弹和十余发信号弹，武器上的法国军工标志清晰可辨，枪身还残留着泥沙磨损的痕迹。“这些武器的锈蚀程度与收复时间吻合，”郑海峰说，“步枪的弹夹内还有未发射的子弹，说明法军暗哨是仓促撤离的，进一步证明当时永兴岛并非‘无主之地’，而是法军撤离后仍有残余势力活动，收复行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主权争夺战。”
三、中业舰的测绘图与命名秘辛
考古队随后前往南沙太平岛，探寻中业舰当年的活动遗迹。太平岛作为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自然条件最好的岛屿，是1946年收复南沙的核心据点，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收复纪念碑和部分营房遗址。
在太平岛的古码头遗址，考古队在地下两米处发现了一个木质储物箱，箱体由耐腐的铁力木制成，表面包裹着防潮的桐油布，虽已部分腐朽，但内部仍保存完好。箱内装有一套完整的测绘工具、一张手绘的南沙群岛地图，以及一本残破的《中业舰航海日志》。
测绘工具包括经纬仪、测距仪和罗盘，均为美国制造，与史料中“舰队装备由美国租借”的记载一致。手绘地图上，清晰标注着南沙各岛礁的位置、水深和地貌，部分岛礁旁用红笔标注着两个名称，例如黄山马峙旁写着“太平岛（原名黄山马峙）”，铁峙旁写着“中业岛（原名铁峙）”，南威岛旁写着“南威岛（原名斯普拉特利岛）”，地图右下角有郑资约的签名——他是当时内政部方域司的测绘专家，负责岛礁命名工作。
“地图上的命名痕迹很有意思，”林珊对比193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旧对照表中，太平岛名为‘黄山马峙’，中业岛名为‘铁峙’，而这份地图显示，新命名是在接收现场确定的，并且部分名称直接沿用了接收舰船的名字。”程远补充道：“这说明岛礁的重新命名并非提前规划，而是林遵、郑资约等人根据接收进程临时决定的。‘以舰命名’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收复行动的功臣舰船，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命名，强化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宣示，让岛礁名称成为主权归属的直观证据。”
《中业舰航海日志》的主人是测绘员张君然，他后来成为西沙群岛的第一任驻岛指挥官，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收复太平岛的全过程：“十二月十二日辰时，中业舰率先抵达黄山马峙海域，抛锚后派出侦察艇登岛勘察。登岛后发现，岛上有菲律宾渔民搭建的临时棚屋三间，屋内悬挂着菲律宾国旗，墙角立有一块木质界牌，刻有‘菲律宾领土’字样。林总指挥下令拆除界牌，将菲律宾国旗焚毁，棚屋改建为驻岛营房，所有菲律宾渔民被劝离岛屿。”
“这又是一个被史料刻意隐瞒的细节！”林珊说，“正史中从未提及菲律宾在太平岛的活动，显然是为了避免与菲律宾产生外交摩擦。当时菲律宾刚独立不久，急于扩张领土，多次声称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无主’，企图据为己有。”程远分析道：“林遵团队的这一举措，是对菲律宾觊觎行为的无声反击。他们没有使用武力驱逐，而是通过拆除界牌、焚毁国旗、劝离渔民的方式，既维护了主权，又没有激化矛盾，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外交处境，又明确传递了‘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核心立场。”
日志中还提到“立碑时将中业舰的铜制舰徽嵌入碑体底部，以证主权归属”。考古队随后对太平岛的收复纪念碑进行了无损检测，使用地质雷达扫描后，果然在碑体内部约50厘米深处发现了一个金属构件，经三维成像技术还原，确认是中业舰的铜制舰徽，形状为圆形，中间刻有舰船编号和海军徽章。“这是林遵团队留下的‘隐藏证据’，”郑海峰说，“舰徽作为舰船的标志性物件，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嵌入纪念碑后，成为中国收复南沙的实物佐证。即便未来界碑受损或被破坏，只要舰徽存在，就能通过技术手段证明中国的主权归属，这体现了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
在太平岛的驻岛营房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当年的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包括美式军用水壶、钢笔、纸张和测绘图纸。其中一张未完成的测绘图上，标注着南沙群岛的经纬度范围和周边海域的洋流走向，旁边还有林遵的亲笔批注：“此图需妥善保管，为后续划定南海疆界提供依据。”程远感慨道：“林遵团队不仅完成了收复任务，还为后续的主权维护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军事上的接收，更是地理上的测绘、法理上的固化，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有了坚实的实物和数据支撑。”
四、榆林港的军备遗存与补给冲突
为探寻舰队三次折返的深层原因，考古队转战海南榆林港——当年林遵舰队的补给基地和休整港口。榆林港作为海南岛南部的优良深水港湾，是当时中国海军在南海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收复南海诸岛行动的后勤保障中心。
在榆林港的古军港遗址，考古队通过遥感探测技术，在地下三米处发现了一处隐藏的弹药库和物资储存坑。弹药库由混凝土浇筑而成，顶部覆盖着厚厚的钢板，虽已部分坍塌，但内部仍保存着大量军用物资。储存坑内则残留着大量压缩饼干包装、罐头盒、燃油桶和武器零件，为还原当年的补给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这些物资的生产日期多为1945年，部分罐头已经过期，”郑海峰对罐头盒进行鉴定后说，“更关键的是，我们发现部分燃油桶内的燃油纯度不达标，存在明显的掺水痕迹，燃油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水分含量高达30%，根本无法满足舰船发动机的使用要求。”
在弹药库的墙壁上，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手写的补给清单和领用记录，清单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部分页面已经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可辨。其中一份1946年11月的补给清单上，有多处涂改痕迹，备注栏写道：“燃油短缺，经上级批准，掺水三成应急，已告知林总指挥，恐影响舰船续航能力；压缩饼干及罐头部分已过期，士兵食用后已有三人出现腹泻症状，请求更换物资未果，仅收到止泻药物一批。”
“这才是舰队前两次折返的关键原因之一！”程远恍然大悟，“史料只强调海况恶劣，但补给物资的质量问题同样致命。过期的食物会导致士兵健康受损，影响战斗力；掺水的燃油会降低舰船的续航能力和机动性，在飓风频发的南海，这样的装备状态根本无法完成长途航行和收复任务。林遵第一次折返可能是对海况预估不足，第二次则是在发现物资问题后，不得不返航休整，否则强行南下只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补给清单的落款处，有海军总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印章，这与史料中“收复行动由海军与地方政府协同完成”的记载一致，但清单旁的一封投诉信，揭示了双方在补给工作中的矛盾。投诉信由太平舰舰长麦士尧撰写，内容为：“广东省政府拨付的补给资金不足，物资采购以次充好，燃油掺水、食物过期等问题严重影响舰队备战。海军多次与省府交涉，请求追加资金、更换物资，均遭推诿，恐延误收复时机，恳请上级介入协调。”
“当时国民政府刚结束十四年抗战，财政极度困难，”林珊查阅相关历史背景资料后分析道，“收复南海诸岛的预算被一再压缩，广东省政府作为地方部门，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只能通过‘以次充好’的方式勉强完成补给任务。海军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存在严重漏洞，资金不足导致补给质量下降，这也是林遵前两次折返的重要原因。他表面上以飓风为由返航，实则是为了争取更好的补给条件，同时修复受损的舰船，确保收复行动万无一失。”
在榆林港的军官宿舍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林遵的私人日记，日记用钢笔书写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他在榆林港休整期间的所思所感。其中一篇写道：“法、菲觊觎南海已久，虎视眈眈，若我舰队补给不济、舰船受损，不仅无法收复群岛，反而会让列强有机可乘，使国家领土主权旁落。三次折返，虽遭上级非议、外界质疑，但为万全之策，宁缓勿急。国家领土，不容有失，唯有准备充分，方能一举成功，告慰国人。”
“这体现了林遵的战略远见和责任担当，”程远感慨道，“他没有被‘尽快收复”的政治压力裹挟，而是坚持“稳扎稳打”的原则。宁愿承受折返的非议，也要确保舰队具备足够的战斗力和补给保障。正是这种谨慎与坚持，才最终避免了因准备不足而导致的主权旁落，确保了收复行动的圆满成功。”
考古队在榆林港还发现了一处废弃的舰船修理厂遗址，遗址内残留着当年的船坞、起重机和维修工具。通过对船坞底部的淤泥进行清理，发现了一批舰船维修记录，其中明确记载了“中业舰左舷船底修补”“太平舰龙骨加固”“更换受损螺旋桨”等工作，维修时间正是1946年11月下旬，与太平舰航海日志中“折返榆林港抢修”的记载完全吻合。
“维修记录显示，中业舰的触礁损伤比预想的更为严重，船底破洞面积达0.5平方米，若不及时修补，根本无法进行长途航行。”郑海峰分析道，“太平舰的龙骨受损也影响了舰船的稳定性，在巨浪中容易发生倾覆风险。这些维修工作耗时近十天，这也解释了为何舰队第三次起航要推迟到12月初。”
在修理厂的废料堆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块带有“中业舰”标识的破损螺旋桨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撞击痕迹，材质分析显示其为高强度黄铜，与美国租借舰船的装备标准一致。“这块螺旋桨叶片进一步证实了中业舰的受损情况，”程远说，“林遵在补给不足、舰船受损的双重困境下，依然坚持完成收复任务，这份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五、断续线的地图底稿与法理秘藏
考古队的最后一站是南京，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探寻1948年《南海诸岛位置图》中“十一条断续线”的绘制真相。这道断续线不仅是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边界标识，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法理依据，其绘制过程背后，藏着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深远考量。
在档案馆的特藏部，程远团队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查阅了当年内政部方域司的相关档案，找到了郑资约当年的测绘底稿、《南海诸岛地名对照表》原件以及参与绘制人员的工作记录，这些珍贵的文献为还原断续线的绘制过程提供了关键依据。
郑资约的测绘底稿长约1.5米，宽约1米，用宣纸绘制而成，上面用红笔勾勒出南海诸岛的范围，线条断断续续，在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大群岛的关键岛礁处，标注着精确的经纬度和主权依据，包括“汉时称涨海崎头，属交趾刺史部”“唐时属岭南节度使，设巡海水师”“宋时列入广南西路版图，定期巡航”“元时设泉州等处市舶司，管理南海贸易”等历史记载。
底稿的空白处，郑资约写下了一段批注：“断续线绘制以历史航行路线、岛礁归属记载、渔民传统作业区域为核心依据，线内均为中国固有领土及管辖海域。线条断续，不划至他国海岸，既明确主权范围，又留有余地，避免与周边国家产生不必要的外交冲突，体现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之意愿。”
“这解释了为何断续线是‘断续’而非‘连续’，”林珊仔细研读批注，“郑资约在绘制时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没有将线条划至他国领土附近，既明确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又展现了克制与理性，为后续的外交协商留下了空间。这种绘制方式，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兼顾了现实利益，体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
《南海诸岛地名对照表》原件中，详细记录了168个岛礁的中英文名称，其中很多名称沿用了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例如“涨海”“崎头”等，同时新增了以接收舰船、指挥官命名的岛礁，例如“永兴岛”“太平岛”“中业岛”“林遵礁”等。对照表的序言中写道：“本次命名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收复行动为契机，对南海诸岛之名进行规范化、权威化整理，使每一个岛礁都有明确的主权归属依据，为国家扞卫领土主权提供坚实的法理支撑。”
在参与绘制人员的工作记录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段关键描述：“断续线的范围划定，参考了明清时期的《郑和航海图》《海国图志》等文献，结合了渔民的传统作业航线，以及林遵舰队收复时的实际测绘数据，确保每一段线条都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绘制完成后，曾征求外交部、国防部、海军总司令部等部门意见，经多次修改后最终定稿。”
程远补充道：“这说明断续线的绘制并非一人之功，而是集历史研究、实地测绘、多方协商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它不是凭空划定的，而是基于充分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这也是国际社会长期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重要原因。”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档案馆的一份1947年外交部备忘录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段被涂抹的文字，经红外扫描还原后显示：“苏联对断续线范围提出疑问，认为部分岛礁靠近越南海岸，建议重新划定。中国政府回应称，断续线以内均为中国固有领土，有充分历史依据，苏联方面未再提出异议。”
“这说明当时国际社会对南海主权的认知存在分歧，”程远分析道，“苏联的疑问反映了部分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注，而中国政府的坚定回应，体现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林遵团队的收复行动和断续线的绘制，正是为了应对这种分歧，通过实际控制和法理宣示，巩固中国的主权地位。备忘录中还提到，美国、英国对《南海诸岛位置图》无异议，法国虽有保留，但未提出正式抗议，这意味着断续线的绘制得到了当时主要大国的默认，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奠定了坚实的国际基础。”
在档案馆的另一份档案中，考古队还发现了1948年《南海诸岛位置图》的发行记录，记录显示该地图曾向国内外广泛发行，包括分发给各国驻华使馆、国际组织，以及公开出版发行，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主张的公开性和合法性。
六、东沙岛的接收残件与主权延续
为完整还原1946年收复南海诸岛的全过程，考古队前往东沙群岛的东沙岛，探寻东沙接收的相关遗迹。东沙群岛作为南海诸岛中最靠近大陆的群岛，是最早被收复的岛屿，但其接收过程在史料中记载较少，成为本次考古的重要补充。
在东沙岛的天后庙遗址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处废弃的营房遗址，遗址内残留着当年的砖石地基、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在地基的砖石缝隙中，发现了一枚铜质徽章，徽章上刻有“东沙接收队”字样，背面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的字样，与东沙岛的接收时间一致。
“这枚徽章是东沙接收队的标识，”郑海峰鉴定后说，“它的发现证实了东沙岛接收行动的存在，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根据时间推断，东沙岛的接收应该是在林遵舰队南下之前完成的，由地方政府和海军共同组成的接收队负责，为后续西沙、南沙的收复奠定了基础。”
在营房遗址的地下，考古队发现了一个陶瓷储物罐，罐内装有一份残破的《东沙接收报告》和几枚银元。报告中写道：“东沙岛为日本侵占期间，被用作军事基地和渔业资源掠夺据点。接收队于十月十五日登岛，拆除日军遗留的军事设施，清理岛上垃圾，修复天后庙，设立主权碑。岛上现存渔民三十余人，均为广东、福建籍，已登记造册，协助驻岛人员开展工作。”
报告中还提到“东沙岛盛产鸟粪、珊瑚，渔业资源丰富，已设立资源管理站，禁止非法开采”，这与史料中“东沙岛是南海重要的资源产地”的记载相互印证。程远分析道：“东沙岛的接收不仅是主权宣示，还包括了资源管理和民生安置，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有效管辖，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占领。”
在东沙岛的主权碑遗址，考古队通过遥感探测，发现了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残件，残件上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立”“东沙群岛”等字样，与《东沙接收报告》中“设立主权碑”的记载一致。“这块石碑残件是东沙岛属于中国的直接实物证据，”林珊感慨道，“虽然石碑已破损，但残留的文字仍能证明中国对东沙岛的主权归属，它与永兴岛、太平岛的纪念碑一样，共同构成了中国收复南海诸岛的主权铁证。”
在东沙岛的渔民村落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当年渔民使用的渔具、生活用品和手写的航海日志。渔民的航海日志中，详细记录了前往西沙、南沙捕鱼的航线和岛礁名称，与林遵舰队的测绘图高度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渔民长期在南海诸岛从事生产活动，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程远补充道：“东沙岛的考古发现，完善了1946年收复南海诸岛的历史链条。从东沙到西沙，再到南沙，中国政府的接收行动是全面、系统的，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和立碑升旗，还包括了行政管辖、资源管理和民生安置，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完整的、有效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七、收复群岛的考古回响与主权铁证
“收复南海诸岛——主权宣示与历史回响”国际考古特展在海口、南沙太平岛、西沙永兴岛、东沙岛同步举行。展厅内，太平舰的海底舰炮、永兴岛的碑下秘藏、中业舰的测绘地图、榆林港的补给清单、郑资约的断续线底稿、东沙岛的接收徽章等文物一一亮相，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场景复原，完整呈现了194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收复行动，揭开了被史料隐瞒的诸多细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坚实证据。
程远在永兴岛展区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考古发现证明，1946年林遵、姚汝钰率领舰队收复南海诸岛，并非一场简单的‘接收’，而是一场集军事、外交、法理、行政于一体的主权保卫战。他们面对飓风、舰船受损、补给不足、列强觊觎等多重困难，三次折返却始终没有放弃，最终通过‘实际控制、立碑升旗、命名测绘、法理宣示、行政管辖’的多重举措，成功收复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无可争辩的主权。”
程远进一步阐述：“这场收复行动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领土，更在于奠定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法理基础和行政管辖体系。林遵团队拆除法、菲遗留的界碑，将其碎石混入纪念碑基座；姚汝钰清剿法军暗哨，确保岛礁安全；郑资约绘制断续线地图，规范岛礁命名；接收队在东沙岛设立资源管理站，安置渔民，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铁证，证明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有效的。”
“考古发现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程远指着展厅内的太平舰舰炮，“这门受损的舰炮，见证了舰队在狂风巨浪中的坚韧；永兴岛碑下的法军武器，见证了主权争夺的激烈；断续线的测绘底稿，见证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智慧；东沙岛的接收徽章，见证了主权管辖的延续。这些文物告诉我们，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任何国家的觊觎和侵占都是非法、无效的。”
程远动情地说：“林遵、姚汝钰、郑资约等爱国志士，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艰难险阻，用勇气和智慧扞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他们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不懈奋斗。在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发掘，还原历史真相，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辈的功绩，更是为了向世界宣告，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都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在视频致辞中评价：“中国考古人的发现，为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还原了1946年收复行动的真实历程，丰富了世界海洋主权历史的研究。这场收复行动，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为当代解决海洋领土争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特展期间，程远团队发布了《1946年收复南海诸岛考古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异同，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爱国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收复行动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进一步凝聚了维护南海主权的共识。许多参观展览的渔民表示：“我们祖祖辈辈在南海捕鱼，这些文物和历史证明了南海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会继续守护这片海域，传承先辈的爱国精神。”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太平岛的收复纪念碑前，望着蔚蓝的南海。七十多年前，林遵、姚汝钰率领舰队在这里立碑升旗，宣示主权；七十多年后，考古工作者通过一件件文物，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传承了爱国精神。海风吹拂着纪念碑上的“太平岛”三个大字，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扞卫主权的峥嵘岁月。
“海探九号”的汽笛声再次响起，下一站，他们将前往南海的曾母暗沙，探寻中国领土最南端的历史遗迹。程远知道，南海诸岛的考古探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每一次发现，都在为中国的南海主权增添坚实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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