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的演讲引起一片掌声，而第二个议题则是由本次大会东道主——不列颠联盟伯明翰特别专员，威廉·罗斯柴尔德来阐述。
这个议题并不如同泛社会主义思潮那般只是走个程序进行确定的题目，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富有争议的题目——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列入社会主义行列。
对此，以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党党首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为首的一众派系坚决认为小资产阶级终究属于落后的，建立在私有制体系上的阶级，他们论证出了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二月革命后毫不犹豫的背叛了真正的革命，甚至造成了列宁的死亡，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小资产阶级毫无疑问是反动的。所以，无论是富农还是手工业者行会之类，都应该被当做反动派一并剥夺财产充公。
而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党党首安东尼奥·葛兰西为首的派系，则是列举出了当初马克思于《宣言》中提及的“许多小资产阶级在不断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主张通过再教育去除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情愫，将富中农改变并纳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
其实，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农民与工人处于一种相当的割裂之中，这种割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上，更深刻地反映在了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上。农民相对保守，他们习惯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对于新事物和变革往往持谨慎甚至抵触的态度。在农村中，支持君主制和独裁统治的人并不少见，这部分农民对现状较为满意，希望保持稳定。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劳工，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受到资本家和雇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渴望改变现有的不公平制度，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环境。因此，他们对社会变革的需求最为强烈，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生力军。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使得社会变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他们的团结和合作，将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面对工人与农民间的显着差距，在冲突相对缓和的地区，如公社和北意大利地区，工农联盟的概念已经早早建立起来。这些地方的农民对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在巴黎盆地这样的广泛农业地区，早已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和社会化，农民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然而，在矛盾更加尖锐的地区，比如芬兰和俄罗斯的广阔领土上，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些地区原本就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而布尔什维克党又以组织集中化、纪律严明着称。在这种背景下，布尔什维克们面临着来自广大富农、中农以及白军等保守势力的巨大威胁。这些保守势力往往代表着既得利益者，对工人革命持反对态度。因此，布尔什维克们在这些地区面临的小资产阶级挑战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苏维埃工兵代表大会上的公然背叛就是其证明。由于布尔什维克持续的战时经济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小资产阶级也难以信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主张，导致工农联盟的建设受到阻碍。
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另一个主体——手工业者与小市民方面，双方却是一致态度。这些人本来就会随着大工业的普及而逐渐被淘汰，因此在他们当中揪出那些投机主义者并将其消灭后，剩下的人自然会被抛到无产阶级阵营中去。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工业社会中永远持续下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手工业和小商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最终导致他们失去生计和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将迫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变革。
到最后，公社方面更加赞同葛兰西的主张，认为应该采取温和的政策来解决问题；而联盟则选择保持中立立场。东欧的诸代表团大多支持朱加什维利的观点，他们认为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推动社会主义的高速发展。根据大多数原则，葛兰西的观点最终获得通过。
尽管如此，国际对这个决定仍然持谨慎态度，并作出了可以根据各国国情灵活实施的指示。这样做既尊重了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又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权。
然而，朱加什维利派系中的激进部分提出的对农民特殊征粮方案却遭到了坚决抨击和明令禁止。这些方案被认为是反人道主义的，因为它们可能导致农民生活困难、饥饿甚至死亡。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基本人权，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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