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第一次见到苏晓棠，是在1987年的深秋。那天他刚从部队转业，背着褪色的绿帆布包站在青石板巷口，冷风卷着梧桐叶扑在脸上，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湿意。巷子里的灯还没亮，只有尽头一家挂着“便民修鞋”木牌的小店，漏出一点昏黄的光。
他的军靴在部队磨破了底，本想随便找个地方修修，可走了半条街，只有这家还开着。推开门时，铜铃“叮铃”响了一声，柜台后坐着个扎麻花辫的姑娘，正低头穿针引线，手指上沾着点黑鞋油，像不小心落了颗痣。
“同志，能修鞋不？”李建国把军靴放在柜台上，声音还有点拘谨。他在部队待了八年，跟人打交道的本事早生了锈。
姑娘抬头，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星星，“能，您坐会儿，十分钟就好。”她说话时带着点吴侬软语的调子，不像北方姑娘那样爽朗，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温和。
李建国坐在旁边的长凳上，看着她干活。姑娘的手很巧，穿线、钉掌、打磨，每个动作都利落又仔细。柜台上摆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劳动最光荣”，旁边还放着本翻得卷了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您是刚回来的吧？”姑娘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李建国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您的包，还有这靴子，一看就是部队的。”姑娘笑了笑，露出两颗浅浅的梨涡，“我爸以前也是军人，不过他走得早。”
这话让李建国心里一软。他想起自己牺牲的战友，喉头动了动，没再多说。十分钟很快过去，姑娘把修好的靴子递给他，鞋底钉了层新的橡胶掌，踩在地上稳稳当当。
“多少钱？”李建国掏出钱包。
“不用了，您是军人，这活儿我免费修。”姑娘摆摆手，眼神很坚定。
李建国没再推辞，他知道这份心意比钱更重。出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姑娘正低头继续看书，昏黄的灯光落在她的发梢，像镀了层金边。
从那以后，李建国成了修鞋店的常客。有时是修衣服上的拉链，有时是换书包上的扣子，其实很多活儿他自己也能做，可就是想多去看看那个叫苏晓棠的姑娘。
苏晓棠的日子过得不容易。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修鞋赚的钱不多，她还得抽空去菜市场帮人剥毛豆、择菜，补贴家用。可即便这样，她脸上也总带着笑，从没抱怨过一句。
有一次，李建国去修鞋时，正好碰到苏母咳得厉害。苏晓棠手忙脚乱地找药，额头上满是汗。李建国二话不说，背起苏母就往医院跑。从医院回来后，他又帮着打扫屋子、劈柴，把水缸挑得满满的。
苏晓棠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心里暖烘烘的。她知道李建国是个好人，可她不想拖累他。晚上，她把晒干的野菜包好，第二天塞给李建国，“同志，谢谢你昨天帮忙，这点野菜你拿回去尝尝。”
李建国接过菜包，指尖碰到她的手，两人都红了脸。从那天起，他们之间的话多了起来。李建国会给她讲部队里的事，讲雪山哨所的星星，讲戈壁滩上的日出；苏晓棠会给她讲巷子里的趣事，讲母亲年轻时的故事，讲自己想考上夜校的梦想。
转眼到了冬天，巷子里的雪下得很大，青石板路滑得很。李建国担心苏晓棠出门不方便，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去巷口扫雪，从巷头扫到巷尾，刚好到修鞋店门口。苏晓棠知道后，每天都会多煮一碗粥，等他扫完雪，端给他暖身子。
粥是小米粥，熬得稠稠的，里面还放了几颗红枣。李建国喝着粥，心里比粥还暖。他看着苏晓棠冻得通红的手，忍不住说：“以后别这么早起来煮粥了，天太冷。”
“没事，我习惯了。”苏晓棠笑着说，可李建国还是在第二天，给她送来了一副新织的毛线手套，是深灰色的，针脚有点笨拙，却是他熬了三个晚上织出来的。
苏晓棠接过手套，戴在手上，大小正好。她低头看着手套，眼泪差点掉下来。长这么大，除了父母，还没人这么疼过她。
春天来的时候，苏晓棠考上了夜校，每天晚上要去两公里外的学校上课。李建国不放心，每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送她，等她下课了再接回来。自行车是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擦得锃亮，车后座还垫了块厚厚的棉垫，怕她坐着凉。
有一次，晚上下大雨，路上积了水，自行车陷在泥里走不动。李建国把车扛在肩上，背着苏晓棠往前走。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可他却把苏晓棠护得严严实实，没让她淋到一点雨。
苏晓棠趴在他背上，听着他沉重的呼吸声，心里又酸又甜。她知道，自己是真的爱上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了。
夏天的时候，李建国被分配到了街道办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干事。工作虽然琐碎，可他做得很认真，帮居民解决矛盾、登记户籍、组织义务劳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可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去看苏晓棠。
苏母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需要去医院。李建国总是跑前跑后，挂号、缴费、取药，比亲儿子还周到。苏母看在眼里，拉着苏晓棠的手说：“晓棠，建国是个好男人，你要是跟了他，妈放心。”
苏晓棠红着脸点头，她早就想好了，这辈子就跟定李建国了。
1989年的国庆节，李建国和苏晓棠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巷子里的小饭馆摆了两桌，邀请了街道办的同事和巷子里的邻居。苏晓棠穿着一件红色的的确良衬衫，头发上别了朵小红花，笑得格外甜。李建国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握着她的手，一遍遍地说：“晓棠，以后我会好好疼你的。”
婚后的日子过得很平淡，却充满了温馨。李建国每天早上都会早起买早饭，然后送苏晓棠去修鞋店；晚上下班回来，会帮着苏晓棠收拾店铺，然后一起回家做饭。苏母的身体渐渐好了些，有时也会坐在门口，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91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李向阳，希望他能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有了孩子，家里更热闹了。苏晓棠把修鞋店搬到了家里，这样既能照顾孩子，又能做生意。李建国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抱孩子，给孩子换尿布、喂奶，做得有模有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向阳慢慢长大了，巷子里的灯也换了好几茬，从昏黄的白炽灯变成了明亮的节能灯。苏晓棠的修鞋店也变了样，添了新的机器，修鞋的手艺也越来越好，附近几条街的人都来找她修鞋。李建国在街道办的工作也越来越出色，从干事升到了副主任，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下班就回家，帮着苏晓棠做家务、看孩子。
2000年，巷子里要拆迁了。邻居们都很高兴，终于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了。可苏晓棠却有点舍不得，这里有她的修鞋店，有她和李建国的回忆，还有母亲的牵挂——苏母在两年前去世了，临终前还说，舍不得这条巷子。
李建国看出了她的心思，握着她的手说：“晓棠，不管搬到哪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
拆迁后，他们搬进了新的小区，住上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李建国特意在阳台给苏晓棠隔了个小空间，让她继续修鞋。苏晓棠很开心，每天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在那里修鞋，只是来修鞋的人，大多是以前巷子里的老邻居。
李向阳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摆了庆功宴。看着儿子意气风发的样子，李建国和苏晓棠都很欣慰。李向阳抱着他们说：“爸，妈，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辛苦，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李建国拍着儿子的肩膀，眼眶有点红，“傻孩子，只要你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2020年。李建国和苏晓棠都退休了，李向阳也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搬到了儿子家附近的小区，每天早上一起去公园散步，下午苏晓棠在家看看电视、织织毛衣，李建国就去楼下的棋牌室跟老朋友们下棋。周末的时候，儿子儿媳会带着孙子来看他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有一天，李建国突然想起了以前的那条巷子，拉着苏晓棠说：“晓棠，我们去老巷子看看吧，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苏晓棠笑着点头，“好啊，我也想看看。”
他们坐着公交车，来到了老巷子的位置。以前的青石板路早就没了，变成了宽阔的马路，两边盖起了高楼大厦，只有街角的一棵梧桐树还在，枝繁叶茂，像个老朋友一样，静静地站在那里。
李建国拉着苏晓棠的手，站在梧桐树下，仿佛又回到了1987年的那个深秋。那天，他背着绿帆布包，站在巷口，看到了巷尾那家亮着灯的修鞋店，看到了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晓棠，你还记得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穿着蓝色的工装，手指上沾着鞋油。”李建国笑着说。
苏晓棠也笑了，“当然记得，你当时可拘谨了，说话都不敢看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姑娘真好，要是能娶回家就好了。”李建国握紧了她的手，“没想到，真的如愿了。”
苏晓棠靠在他的肩膀上，眼里满是温柔，“是啊，这辈子能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像给他们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远处的路灯亮了起来，一盏接着一盏，像一条长长的光带，照亮了回家的路。
李建国和苏晓棠相视而笑，慢慢地往前走。他们的脚步有点慢，却很稳，就像他们走过的这几十年，虽然平淡，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知道，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他们会一直这样手牵手，一起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巷尾的灯灭了，可他们心里的灯，却永远亮着，温暖着彼此，也温暖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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