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伤的日子，漫长而酷烈。
清醒的时刻往往比昏睡更难熬。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腔内部的剧痛，仿佛有冰冷的刀片在切割尚未愈合的脏器。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哪怕只是调整一下枕头，都需要调用全身的意志力来对抗那由动作引发的、排山倒海般的锐痛。护士每天多次进来检查生命体征，更换敷料，轻柔的动作对我来说却如同一次次小型的折磨。神经科的仪器探针刺探我后脑的创伤点，引发的不是简单的疼痛，而是一种诡异的、尖锐的幻音在颅内炸开，瞬间模糊了视野。
夜晚是最难熬的。止痛药的作用消退后，伤口的疼痛在寂静的病房里被无限放大。意识在混沌的边缘挣扎，眼前时而闪过查狄伦号布满炮痕的舰体，时而闪过厌战号爆炸时那片刺目的白光，更多的时候，是那个扒着门框、哭得撕心裂肺、脸上涕泪横流的小小蓝色身影。每一次闪回，都伴随着心脏的一次剧烈抽动，像有只冰冷的手在反复捏紧。
药物也带来了副作用。镇静的间隙，会陷入莫名的焦躁和汗湿的梦魇。梦境混乱不堪：炮弹呼啸而落砸在平静的海滩上，度假的伞像染血的纸花般破碎；查狄伦赤金色的右眼在黑暗中燃烧，那泪痕却冰冷刺骨；玛索医生念着阵亡名单，下一个名字却变成了“汐斯塔”；哥伦比亚副总统的声音如同滚雷，直接在我的耳边炸响：“回答！回答！回答！”
我常常大汗淋漓地惊醒，在监护仪尖锐的报警声中急促喘息，汗水浸透了病号服。负责夜巡的护士对此习以为常，总是一边娴熟地调整仪器，一边用带着睡意的声音安抚：“又做噩梦了？别担心，创伤后应激反应常见。试着深呼吸……” 她的平静像一层薄冰，无法覆盖底下汹涌的熔岩。
然而，最尖锐、最持续的折磨，却来自那微不足道的一点——右手背上的那处小小印记。
起初几天，那感觉尚不明显。但随着身体逐渐脱离生命危险，意识更清晰，感官也似乎变得更加敏锐（或者说，无处安放的感知力被局限在了这狭小的病房内），它成了我无法忽视的存在。
那浅金色的、半凝固的“泪痕”，被厚厚的无菌敷料覆盖着。理论上，它应该完全隔绝了。然而，没有。
它的存在感并非视觉，而是触觉和听觉（或许是某种幻听）。那地方总在持续地发出一种极其微弱、但无比清晰的低频震动——绝非生理性的颤动或心跳的传导。那感觉异常具体：是金属在极高转速下发出的、内敛的嗡鸣，是精密的齿轮在临界点咬合旋转时产生的细密摩擦音，是超导磁体在极限负荷下稳定磁场时的那种…嘶鸣？我无法准确描述，但这种“声音”或者说“震动模式”，直直地钻进我的神经末梢，带着一种冰冷与炽热交织的奇异触感。
白天，病房嘈杂（查房、治疗、机器噪音）时，它只是像一枚埋在皮下的、过度敏感的芯片，持续地宣告着它的异样。但当深夜降临，整个病房陷入一片死寂，只有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时，这股来自“泪痕”的核心震动，便如同背景噪音中唯一清晰的信号源，被无限地放大。
它像一根烧红的针，不是刺在皮肤上，而是直接刺进腕部的神经丛深处！每一次震动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尖锐、冰冷、几乎能洞穿骨髓的刺痛！可下一秒，那尖锐的刺痛感又转化为一股汹涌的、仿佛要将血肉直接熔化的焚风！
这种冰火交织的酷刑毫无规律可循。它可能只是持续的低啸嗡鸣，夹杂着细微的刺痛感；也可能在某个毫无预兆的瞬间，猛地爆发出剧烈的、足以让手腕痉挛弹起的冰锥贯穿痛，同时内部又像塞进了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的指尖无数次隔着绷带，无意识地按压、摩挲那个位置，试图抚平这非人的痛苦。每一次触碰，那震动就如同被唤醒的微型引擎，反馈回更加清晰、更具侵略性的“噪音”和矛盾温度。它像一条无形的导线，在静谧的病房里，将我和远方的查狄伦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这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着我的神经，让我在深夜里辗转反侧（尽管身体动弹不得），汗水浸湿了枕头。白天前来换药时，我会死死盯着护士处理那伤口，希望能看出什么端倪。护士只是小心翼翼地揭开敷料，检查常规创口的愈合情况（外伤本身并不严重），喷洒消毒剂，再换上新的敷料。那些正常的护理动作，又激起了那印记新一轮的敏感“抗议”。
“这里…没有别的异常吧？”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声音沙哑地问，目光紧紧锁住护士处理我右手背的动作。
护士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又用手指轻轻按了按：“红肿消退了，创面干净，恢复得不错。没有感染迹象，疼是因为之前的神经损伤在恢复吧？神经痛会比较顽固，加上您全身多处创伤，牵涉痛也可能有影响。”她专业地解释完，体贴地把动作放得更轻，“如果疼得厉害，记得按呼叫器，止痛药可以加量。”
我无言以对。她知道我的痛点坐标错了位。那不是普通的神经痛或牵涉痛，那地方藏着一艘失控军舰的灵魂碎片，在昼夜不停地对着我的神经发射着痛苦的电波。这份无人理解、无从申诉的非人折磨，叠加着药物副作用、断骨裂髓的剧痛、政治阴影下的愤怒与无力感，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紧紧困在白色的病床上。
窗外，偶尔有港区拖轮的汽笛声传来，悠长而低沉。每一次笛响，都像是在提醒我战场的召唤，也像是在嘲笑我此刻的无力囚徒身份。而每一次汽笛结束的寂静中，右手背上那该死的、持续的、只有我能感知的“引擎哀嚎”，便会在死寂中更加嚣张地折磨我的感知。
回答。
哥伦比亚人在要求一个“回答”。
而我，连同我的船，甚至无法为眼下这滴冰冷的、燃烧的、永不停歇的眼泪，找到一个哪怕稍稍喘息片刻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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