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漠起风云，龙骧志在文。
革故承汉制，开疆定宋尘。
治世兴农桑，江山第一人。
功过留青史，元祚始称尊。
忽必烈早年可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元史》说他“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翻译过来就是“情商高、会来事，对老妈孝顺，对下属还大方”。但他最特别的一点，是爱跟汉人知识分子打交道——搁当时的蒙古贵族圈里，这操作简直是“非主流中的战斗流”。
那时候蒙古贵族普遍觉得“汉人那套没用，不如马刀来得实在”，忽必烈却不这么想。他专门在漠北王府里搞了个“智囊团”，把刘秉忠、张文谦这些汉人谋士请来当“顾问”，天天听他们讲儒家治国、农耕经济的道理。刘秉忠就跟他说：“王爷，您要想成大事，光靠抢是不行的，得搞‘可持续发展’——让老百姓种地交税，才能有稳定现金流啊！”忽必烈一听，这不就是现代管理学里的“长期主义”嘛？瞬间开窍，从此把“汉化”当成了自己的核心战略。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当上蒙古大汗，给他安排了个“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差事——相当于让他管中原地区的“分公司”。忽必烈直接把“办公室”搬到了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搞了个“金莲川幕府”，把汉地的人才往这儿凑。他还在辖区里搞“试点改革”：整顿吏治、恢复农业、兴修水利，比如让张文谦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搞“扶贫项目”，短短几年就让邢州从“荒无人烟”变成了“百姓安居乐业”。这波操作下来，忽必烈在汉地的口碑直接拉满，也为他后来“上位”攒够了人气。
蒙哥当大汗的时候，蒙古帝国还在疯狂“扩张业务”。1253年，蒙哥派忽必烈去打大理国（今云南一带）——这活儿不好干，要翻雪山、过草地，路难走不说，大理国还有天险可守。但忽必烈硬是玩了一把“闪电战”：他带着军队从甘肃出发，穿越四川西部的大雪山，一路疾行到大理城下。大理国王段兴智还没反应过来，蒙古军就已经兵临城下，只能乖乖投降。这一战，忽必烈不仅拿下了大理，还打通了从西南包抄南宋的“战略通道”，堪称蒙古版的“迂回战术天花板”。
1258年，蒙哥亲自带兵打南宋，让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可没想到，蒙哥在钓鱼城（今重庆合川）被宋军一炮打死——蒙古帝国瞬间陷入“权力真空”。这时候忽必烈正在鄂州跟宋军死磕，手下谋士郝经赶紧劝他：“王爷，别打了！大汗没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去抢‘cEo’的位置啊！”忽必烈一拍大腿：“对啊！跟南宋死磕哪有抢皇位香？”于是他赶紧跟南宋宰相贾似道“秘密议和”，然后带着大军往北方赶。
这边忽必烈赶路，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没闲着。阿里不哥在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在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自己当了大汗。忽必烈一看，这哪行？1260年，他也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召开大会，宣布自己是大汗——蒙古帝国从此“一分为二”，哥俩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内战”。
这场“兄弟pK”，忽必烈打得并不轻松。阿里不哥有草原贵族支持，忽必烈却靠汉地的资源“氪金”：他用汉地的粮食、钱财招募军队，还重用史天泽、张弘范这些汉人将领。最后阿里不哥实在耗不过，1264年只能投降。忽必烈赢了内战，也彻底掌控了蒙古帝国的“核心业务”——这波操作，完美诠释了“得中原者得天下”的道理。
1271年，忽必烈干了一件颠覆蒙古历史的大事——他取《易经》里“大哉乾元”的意思，把国号改成“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这可不是简单换个名字，而是把蒙古帝国从“游牧部落联盟”改成了“中原式王朝”——相当于把“家族企业”升级成了“现代化公司”。
忽必烈的“改革套餐”那是相当全面：
——组织架构改革：他搞了个“中书省”当“总部”，管全国行政；设“枢密院”管军事，“御史台”管监察，还在地方设“行省”，比如陕西行省、河南行省，相当于现在的“分公司”，把权力牢牢抓在中央手里。《元史》里说“立中书省，以总庶政”，就是说这事儿。
——经济改革：他知道“钱袋子”重要，所以特别重视农业。他设“司农司”管农业生产，还编了本《农桑辑要》当“农业教科书”，教老百姓种地。他还搞“钞法改革”，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相当于发行“公司股票”，稳定了货币市场。这波操作下来，元朝的“Gdp”蹭蹭往上涨，比蒙古帝国时期富多了。
——文化包容：忽必烈不搞“文化歧视”，他既保留蒙古的“忽里勒台”传统，又重用汉人、色目人（西域人）当官。比如他让汉人郭守敬编《授时历》（相当于现在的“历法App”，特别精准），让色目人阿合马管财政——这就是“多元化团队”的好处，啥人才都能用。
当然，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阿合马后来因为贪腐被人杀了，忽必烈还挺生气，但他很快就调整了政策，没让改革“翻车”。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比很多固执的统治者强多了。
忽必烈当元朝皇帝后，最大的目标就是灭了南宋，实现“全国统一”。1273年，元朝军队先攻克了襄阳、樊城——这两座城是南宋的“门户”，打了六年才拿下来，可见有多难。拿下襄阳后，元朝军队顺江而下，跟南宋军队在丁家洲（今安徽铜陵）打了一场大仗。南宋军队本来人多，结果指挥混乱，被元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就像“团队没凝聚力，人再多也白搭”。
1276年，元军打到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恭帝只能投降。但南宋还有残余势力，比如文天祥、陆秀夫这些人，带着小皇帝在福建、广东一带抵抗。忽必烈派张弘范去追，1279年在崖山（今广东新会）打了最后一战。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南宋彻底灭亡。忽必烈终于实现了“统一全国”的目标，元朝的版图也达到了顶峰——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东到朝鲜，西到中亚，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不过，忽必烈也不是没犯过错。比如他后来两次打日本，都因为台风“翻车”（日本人叫“神风”），白白损失了几十万军队；他还因为对东南亚的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力。但总体来说，他的“功”还是大于“过”——毕竟是他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让中国再次统一。
忽必烈晚年过得不算轻松。他的妻子察必皇后、太子真金先后去世，让他深受打击。《元史》说他“晚年颇受谗言，多用奸佞”，比如重用桑哥搞财政，结果桑哥也贪腐，后来被处死。但他始终没放弃“治国”的初心，一直到去世前，还在关注农业和民生。
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80岁。他的孙子铁穆耳继承皇位，就是元成宗。忽必烈留下的“遗产”可不小：他建立的元朝，不仅统一了中国，还打通了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让中外交流变得更频繁；他搞的“行省制度”，后来被明清两代沿用，直到现在我们的“省”级行政区划，都有他当年的影子。
要是用现代话评价忽必烈，那就是“一个有远见的‘cEo’”——他没有固守蒙古的“老传统”，而是敢于“跨界创新”，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结合起来，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元帝国”。他可能不是最能打的蒙古王爷，但绝对是最会“治国”的蒙古帝王。
参考《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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