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效果评估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随着各项改革举措和重点任务进入深度实施阶段，一些在政策设计初期未能充分预见、或在执行层面因各种因素而衍生出的新问题、新挑战，开始逐渐浮现出来。这些问题往往更具操作性、更触及利益调整的深水区，考验着执行者的智慧和韧性。江辰要求各业务条线保持高度敏锐，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报告问题，并将此作为动态优化工作的重要依据。
在经济发展领域，一些问题开始显现。例如，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为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培育新动能，省里加大了对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扶持力度。这一导向本身是正确的，但在基层执行中，部分地区出现了简单化、一刀切的倾向。为了快速见效或完成考核指标，个别地方将一些尚有市场、能解决就业但技术层次不高的传统中小企业，也列入“调整”或“清退”范围，导致企业主不满、职工安置压力增大，甚至影响了当地经济的稳定。同时，对新引进或培育的高技术项目，有的地方存在“重引进、轻培育”、“重硬件投入、轻生态营造”的问题，项目落地后，在人才配套、产业链协同、市场应用等方面支持不足，导致部分项目成长不及预期，造成了新的资源闲置或浪费。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为推动优势地区率先发展，资源要素继续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平台集聚，这符合经济规律。但区域分化加剧的苗头也开始出现。一些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资源枯竭地区，由于发展条件受限，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公共服务供给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有拉大趋势。年轻人口外流加剧，进一步削弱了发展活力。如何在鼓励优势地区发展的同时，有效支持困难地区保障民生、培育内生动力，防止“马太效应”过度显现，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虽然“一业一证”、“绿色通道”等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梗阻依然存在。例如，部分领域的中介服务垄断、收费不规范、效率低下等问题，成为新的“堵点”；一些优惠政策由于申请条件苛刻、程序复杂，企业“知易享难”；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的理想状态在部分事项上仍未完全实现；基层执法队伍能力参差不齐，有时存在选择性执法、粗暴执法或执法“宽松软”并存的现象，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感和安全感。
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也遇到新的两难问题。比如，为实现能耗双控目标，需要对高耗能项目进行严格管控。但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对涉及民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基础原材料项目，也采取了过于简单的限批、缓批措施，影响了相关行业的稳定运行。又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时，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凸显，成为制约消费和推广的瓶颈；电池回收利用体系不完善，可能带来新的环境风险。
在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领域，新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如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会保障的覆盖、职业伤害的防护等，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难以完全覆盖，存在保障缺失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加速，对养老服务体系、医疗保障制度、长期护理保险等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相关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矛盾开始显现。在推进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中，如何更好地平衡发展效率与公平、保护历史文脉与改善人居环境、满足多数人利益与关照少数人诉求，也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智慧。
这些在执行过程中浮现的问题，通过各地的请示报告、调研反馈、信访渠道、网络舆情等多种途径，汇集到省级决策层。江辰意识到，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工作深化必然伴随的现象。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否定改革方向，也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关键在于要正视问题、精准施策、有效化解。
他要求相关部门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区分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是政策设计缺陷还是执行偏差，是短期阵痛还是长期挑战。对于共性的、涉及面广的问题，要抓紧研究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对于执行中的偏差，要加强指导培训，及时纠偏；对于新业态、新领域产生的问题，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适时推动相关立法或政策完善。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问题作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在破解难题中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执行过程中问题的浮现，正是将工作推向深入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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