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框架落实取得的初步成效，如同阴霾中透出的阳光，提振了信心，证明了方向的正确。然而，正如江辰所警惕的那样，发展从来不是线性上升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在总体向好的大势下，一种“新的不平衡”现象开始悄然显现，并逐渐成为制约框架深化落实、影响发展整体效能的突出问题。
这种“新的不平衡”，并非过去常见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传统意义上的不平衡，而是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动态性的不平衡。它更复杂，也更具有挑战性。
最先引起江辰注意的是，在创新领域内部出现的“失衡”。框架实施以来，清江省在吸引高端创新资源、建设研发平台上投入巨大，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重点实验室等“高大上”的平台建设进展迅速，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数量也显着增加。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获取技术创新服务、承接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依然面临“找不到、用不起、不会用”的困境。省级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使用率，远低于预期；面向行业共性技术的公共研发服务供给不足。出现了“高端平台热热闹闹，基层企业冷冷清清”的局面，创新资源存在“悬浮”现象，未能有效渗透到经济的主战场。
其次，是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断层”风险。框架力推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在龙头企业、优势行业效果明显，但这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挤压”。大企业凭借技术、标准、资金优势，不断提升供应链门槛，而大量配套中小企业由于技改能力不足、融资困难，难以同步升级，面临被淘汰出供应链的风险。这可能导致产业链内部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不仅影响产业生态的健康，也可能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
再者，是要素资源配置的“黏性”。尽管框架强调要素市场化配置，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资金、数据等关键要素，向大城市、大项目、国有企业集中的惯性依然强大。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县域、新兴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在获取要素资源时，仍然面临无形的壁垒。金融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虽有缓解，但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长期资本、风险投资仍然短缺。数据要素的潜能远未释放，部门壁垒、数据孤岛问题依然突出，数据价值化面临诸多障碍。
此外，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也出现了需要关注的“新不平衡”。框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率提升上，而对于如何更有效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如何通过更合理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收入分配改善，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协同相对滞后。不同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获得感、安全感存在差异。
这些“新的不平衡”现象，通过专项调研、部门汇报、基层反馈等多种渠道，汇集到江辰这里。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是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但若处理不好，可能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甚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在主任办公会上讨论下半年重点工作时，江辰重点谈到了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们不仅要看到成绩，更要敏锐地发现新问题。当前出现的这些新的不平衡，是发展阶段的反映，也是对我们治理能力的考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沿用老办法，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拿出新的思路和举措。”
他提出，下一步工作要在保持总体战略定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均衡和协调。在创新方面，要推动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进一步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在产业发展上，要实施“链长制”，由链主企业牵头，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升级，防止断层。在要素配置上，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歧视性限制和隐性壁垒，引导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在民生保障上，要探索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中稳步提升福利水平。
“解决这些新的不平衡，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江辰强调，“我们的政策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单兵突进。要鼓励基层探索，允许试错，及时将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性安排。”
认清“新的不平衡”，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新的平衡”。这标志着框架落实进入了更具深度和挑战性的阶段，需要更高超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治理艺术。清江省的发展，正在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优不优”、“公不公”的更高级形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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